2021/07/31

《反收割》笔记二

据本书第一章，从20世纪初至今，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时，总会遇到大体两种情况的发生，第一种被作者称为冰-9，即科幻小说《猫的摇篮》中一种可以室温冻结的水分子，一旦汇入正常水分子即可以同化正常水分子成为冰-9，链式反应导致世界大江河、海洋冻结，作者以此指代精英阻止人们的挤兑，冻结住大众财产，继而产生世界范围的效应，第二种情况是央行释放流动性。

基本上，冰-9经济事件多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之前，书中举例有，1907年恐慌，1914年一战前的恐慌，1929年美国大萧条，1933年罗斯福上任收缴黄金，1971年美元与黄金挂钩名存实亡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些事件都有一个特点，即事件引发恐慌，恐慌引发挤兑，挤兑引发流动性危机，流动性枯竭之际，即是银行打烊的时候，人们取不出冻住的钱，只能干着急，说不定银行倒闭还得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等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有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以及凯恩斯的理论盛行，由于是浮动汇率，也没有了金本位，这样央行可以释放流动性，好像这样就可以不导致金融危机，好像就可以不让银行关门、倒闭。

据书中描述，我们的世界依旧存在金融危机和冰-9事件，比如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还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此外还有偶发的市场恐慌，比如，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内暴跌22%。其他市场崩溃包括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9·11”袭击后的市场恐慌。

更值得分析的是2012年塞浦路斯银行业危机，以及2015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当时就发生了很多ATM机停止运转的情况，储户的钱，实际上就是银行的债务，危机时，很大概率的可能是被冻住，到时候说不定人们就得以物易物，比如当时的希腊就是。ATM机的取款限额控制并不是很难设置，银行一块打烊也就是他们的高层进行几通电话的事。

相对于1998、2008年这种金融危机的相对可控，将来的危机并不能断言一定是可控的。当年，美国人对罗斯福相当的信任，所以接受了没收黄金，但现在的美国政治的威信已经扫地，对于危机，美国政府的作为大多是使劲释放流动性，外科手术似的使机构关闭，未见冰-9，但对于小国来说，面对经济危机时出现血洒街道也不是稀罕事。不可控的危机到来时，精英们一般情况都是做好了预案和充分准备，有巨大损失的一定是普罗大众。因此，我们一般平民也需要加大力度的理解将来的某一场巨大危机。

据《资本论》第一卷的前言，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促使马克思越来越对经济研究感到紧迫，伴着这些对危机的思考，他在《资本论》之前写了大量的手稿作为预备材料，我看书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将自己对于危机的理解融入了整本书里。可以说，对危机的理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大部分进行理解。

2021/07/29

《反收割》笔记一

最近看了一本书指导了我的思考经济的方法，在《反收割》这本书的引言部分强调了一件非常叛逆的事，那就是说现有的经济学就是诸多落后的经济学，书中举到的例子包括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作者明确表示各个主义都有一帮死忠，研究就是没完没了地把同样几个主题变来变去，这样的智力停滞已经持续了七十年，他们总是重谈凯恩斯、费雪、哈耶克和熊彼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提出的思想，而很少去用一用新时代的方法，他们这些死忠为什么会坚持下去呢？因为信仰体系给人带来安慰，它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带来了确定性，对经济学家来说，确定性是很有价值的。

作者认为，经济、金融上有三个最重要的新工具，分别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复杂性理论和贝叶斯归纳推理，经济学应该善用这三种东西，但是让死忠们去学习新理论，好比让他们大冬天不躺在被窝里，而去冬泳，新知识给人的感觉必然是刺骨的。

经济学家应该拥抱行为主义心理学，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不能再用理性人、理性行为、有效市场去分析经济了，因为人类在市场里的行为不理性。经济学也应该用上由物理学贡献的伟大理论，即复杂性理论，因为市场是又复杂又混沌的，与此相匹配，经济学也要使用数学的贝叶斯方法，据我所知，计算机领域应用了这个理论非常多。

这本书一一批评了四个经济学学派，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作者认为，古典学派关心人性非常多，思维很有深度，但是他们的时代毕竟没有现代这种数学、没有计算机。奥地利学派对于选择和市场的分析很好，但是他们从不关心心理学。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很流行，但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却丢掉了凯恩斯那样的实用主义从而钻了牛角尖，他们想要本就债台高筑的国家再大举赤字刺激经济，十分荒谬。而货币主义者则主张要把货币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缓慢增长货币供应量，这仅仅是脱离实际的思想实验。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还合并为“新自由主义共识”，这如同一个噩梦。

最后，经济活动终究还是由人类文化派生的活动，因此除了三个现代化的工具，剩下重要的东西就是研究历史，我们要像熊彼特、马克思、白芝浩那样去研究历史与经济，讨论阶级、讨论贫富差距、讨论国家历史绝对会给人以启迪。

这些主张让我想到，经济学研究里如果研究者死死的维持一种信念，死忠一个学派，而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这就和韦伯《学术与政治》提到的一些情形很相似。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应该会逐渐变的理性化，特征可能就是这本书所言的趋势。

2021/07/28

《学术与政治》笔记十

德国这个土地上除了韦伯研究学术与政治，听说还有一位社会学家做了研究，或者说他更多是哲学家身份，按照本书的导言部分所言，哈贝马斯整理了三种学术与政治的模型，分别是决断论、科技行政及实践论三种模型。

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决断论模式以政治领袖和官僚之间的截然分工为基础，具有强烈意志、有能力自行采取立场的领袖，善用具备了事实信息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之服务，至于公民，只能对在技术上正确地执行了的领袖之主观决定表示赞同。』我觉得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里主要阐述的是这种政治。

『对比之下，在科技行政的模型里，非理性的决定乃是多余的。决策之前提在决策的过程中会自行成形；它们受技术可行性的支配，对技术可行性本身却无置喙余地；政治领导遂变成了行政管理。政治参与甚至说不上是由民意来直接表达赞同，而是完全沦为接受技术上的必要。』我认为这种依赖科技行政的趋势是现如今比较大的趋势，比如政府里采用的诸多大数据系统就是一种辅助科技行政的装置，政府被计算机分析决策的指标指挥着行动。人在此情景下好像没有了主体性。

『至于实践论的模型，既不怀疑就技术与实践决策之间关系进行理性探讨的可能性，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也未遭抹杀。相反，在学术与公众意见之间进行持续沟通，殆为一种公认的必要，进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领域之组成；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技术性的知识与方法可以和依附于传统的自我意识产生开通的互动。在这种观点下，实践的问题可以转变成学术的问题，而这些学术的问题一旦获得厘清，又可以以学术信息的形式，回馈给具备了了解能力的公共领域。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唯有赖这个模型，民主制度方能如愿以对共同体有利的方式统合知识、技术和实践。』我认为，这段话里好像是说，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就是联系起来学术与政治的一个桥梁，而韦伯的意见非常的割裂两者。

2021/07/27

《学术与政治》笔记九

韦伯研读过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他借助这本书阐述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他也认为，人们存在两种伦理，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也是这两种伦理存在紧张关系，韦伯说，心志伦理要求遵循自己信奉的理想原则去行动，不计后果，不论成败；责任伦理的要求则不同，需要行动者格外关注后果，政治是具有后果的实践行动，而且后果往往影响重大，所以遵从责任伦理的要求，对可能的后果深思熟虑并担负责任。从这个理论可以知道，宗教多半是遵循前者，而从事政治要遵循后者。

然而，政治家也不是全然依靠责任伦理之人，政治是立足于人性的活动，心志伦理也不可缺少，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政治家应该采取什么伦理，什么时候采取心志伦理，什么时候采取责任伦理，这就是政治的复杂性。政治家假如是一个全然依靠心志伦理的人，必然成为一个大言炎炎之人，整日陶醉在自己的激情之中、浪漫之中。相比之下，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真人必然是一个极负责任的人。

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第十部分阐述的内容，我觉得也包含对社会主义的分析，社会主义事业缘起于一些纯粹和美好的愿景，是一种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社会主义的观念常常属于心志伦理的范畴，也属于一种信念，不过一旦社会主义成为政治，或者动用武力，就立即进入到了责任伦理的范畴，此时不得不认识到，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内在有一些非常深刻的矛盾，但这就是政治，非得是意志坚定且心志成熟、有韧性，能充分了解行动后果的人，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我觉得历史里，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人依赖心志伦理做出冲动之事，险些酿下不可挽回的错误，社会主义事业道阻且长，仅凭激情营造不来什么，激情能做的，我认为就是让人的内心不至于丧志崩溃，其他的皆靠着深度的思考、冷静的斟酌这种极负责的行动。

2021/07/26

《学术与政治》笔记九

政治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第九部分可以看到韦伯认为，善的目的，往往必须借助于在道德上成问题的或至少是有道德上可虞之险的手段，冒着产生罪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才能达成。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程度上，在道德角度言之为善的目的，能够抵消手段的副作用，就不是世界上任何伦理所能断定的了。我认为他这段话尤其是针对主张武力革命的思想所说。

韦伯有一个同事，坚持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伦理和人格上韦伯尊重他，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政治上的幼童。

武力是政治的决定性手段，韦伯认为，一旦领袖要使用武力，那他就得听任武力产生特定后果，不管是宗教革命或别的一种革命，只要他们想要武力建设正义，就得有一个机构/团体，领袖要有追随者，还必须为追随者进行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许诺。领袖的行动或许曾经依赖他的美好动机，领袖或许是一个为了政治而活的人，但是一旦团体出现，他依赖的就是他们动机。领袖要达成某种结果，事实上依赖着团体的动机，不得不看到，从道德的角度讲，这种动机往往很庸俗，信仰往往会成为物欲、权力欲、报复欲的借口。因此，领袖不得不面对武力产生的后果。其次，在情绪激攘的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习常守成的日常现实生活，从轰轰烈烈转入平淡之后，往往到来的是信仰的消失，往往面对的是琐碎庸俗的政治，信仰斗士成为俸禄阶层。

说到轰轰烈烈，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政治家往往会觉得自己摆脱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个人的素质，才能不负这种权力，韦伯认为，需要热情、判断力、责任感三者兼有才有资格把手放在历史的舵轮上。政治要不沦为轻浮的理知游戏，而是一种真实的人性活动，对政治就必须培养出热情，但在热情之中还需要冷静，因为没有智力与判断力就是无能的。如果政治家背离了责任感，就是虚荣作祟，亵渎了这个职业。可以看到，这里面并没有强调道德，有人认为道德与政治相容，有人认为道德与政治互斥，我认为书中的表达倾向于说道德以及那些绝对伦理观念与政治是不相容的，问题在于，道德与绝对伦理不过问结果，只过问动机，政治则恰恰相反。

2021/07/24

《学术与政治》笔记八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第三部分说到投身政治的人有哪些种类的话题，其中提到分为两种，一种为了政治而活，一种依赖政治而活，按照韦伯的意思，没有人是几乎纯粹的一种，常规情况就是两种按比例混合，其中，为了政治而活的人经济上肯定是有一定余裕的，而依赖政治而活的人，倾向于从政治里为自己争取利益。

我认为一提到职业政治家的资产和利益，一般都会想到腐败，不过政党为全职的官僚/公务员提供薪水是正当的，相比腐败这种黑，我觉得介于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是最值得警惕的。另外，也许当社会治理结构很庞大的时候，公务员占据人口比例也不会小。这种庞大的体系正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不管什么政党，一定会特别体现出他们为官僚/公务员保障生计，而且这种保障强度会非常强。看书中所言，韦伯认为官僚体系和官僚事务里，政治是一种普遍的“经营”状态，而且成为一个官僚/公务员的报酬将十分吸引人，生计十分有保障，吸引大量人是一定的，我们如果从官僚体系的下层往上层观察，同样会看到依赖政治而活的高级官僚，比如类似德国存在的国家虚位元首这样的政治从业者、还有“猎官”的政治家。

书中说到有两种官吏是区别很大的，分为政务性官吏、事务性官吏，所谓的政务官吏，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调职、撤职或者备用，他们往往担任长官/领导。而职业性很强、需要很多知识的官吏往往担任事务性官吏，事务性官吏在专业内的权力有可能比长官/领导还要大，往往长官/领导需要依赖他们，需要参考事务官吏的意见做出决策。

韦伯看出，这和股份制企业非常相似，与民间的经济性经营十分类似，真权力掌握在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上，董事会、各个部门的经理就类似于事务官吏，往往负责很多技术性的事情，也具有一定的权力，但是不像大股东那样可以决定公司大策略。这些特征似乎体现了国家与企业的相似性，充分说明了当今从事政治多是在从事经营。

2021/07/22

《学术与政治》笔记七

读导论二“韦伯的政治关怀”后，我感到这篇文写的比较细致，可以知道韦伯从1904美国之旅后的一系列心理变化，也可以理清一些德国历史，比如德国从危机到战争再到战败这一过程究竟被韦伯怎样理解。如果要问能从这之中得到什么启示，我觉得一定是有关于国家治理的特征、思想、方法论的变迁过程最具有启示价值。

旅行回国后，韦伯对德国政局的理解是认为其已经陷入困境，与德国自俾斯麦时期的巅峰相比已经逐渐衰弱，这种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政治结构，不只是虚假宪政让人愤怒，更严重的原因是因为这套政治体制里根本选不出来负责任的领袖，官僚体系效率也低下。德国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对从政基本失去兴趣，多选择另寻他路。对比美国那一套庞大和有纪律政治机器，德国显得相形见绌。

我认为，韦伯学说的核心可以这样理解，意识形态就好比一个国家、一个人的外表皮囊，意识形态是人们认识这个国家/这个人所留下的大多数印象来源，但是支撑其运转的是内脏与脑组织，是一套严格执行任务的机器，是一种官僚体系，相比之下，内脏比皮囊要重要的多，韦伯不在乎意识形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视点是这皮囊之下的深层次部分，在这种认知之下，皮囊问题是相对不要紧的。

几乎所有大国家都理性化了，官僚体系都日益健全了，治理的特征、方法论、思想都有了大变化，我觉得这种趋势是不分意识形态的趋势，而且是几百年以来的长久大趋势，我甚至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写在1840年的书里就看到了，托克维尔注意到了这种趋势，第四部分第六章里，他说到他并不担心现代人会遇到一个暴君式的领袖，也不担心民主国家权力出现过度集中，但是：『我担心的是监护人式的领袖。因此我认为，民主国家可能遭受的压迫丝毫不同于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那些压迫。现代人在他们的统治者身上看不到那些压迫者的影子……统治者就这样将公民一个个置于自己的铁掌之内，按照自己的心意塑造他们，最后控制了整个社会。他用那些琐碎、复杂、详尽、统一的规章制度交织成一张大网，即使最有才华、最坚强的人都无法挣脱这张大网，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他不摧毁公民的意志，但是会软化、弯曲、领导他们的意志。他不强迫公民去行动，但是会不停反对公民的行动。他不去破坏什么，但是阻止新事物诞生。他不暴戾，但是让人觉得不舒服、不自在、不愉快。他使人消沉，使人愚笨。最终，他使得所有国民不过是一群胆怯而又很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就是那牧羊人。』我认为这本书的这段内容完全可以作为福柯《规训与惩罚》的导言。

2021/07/20

《学术与政治》笔记六

据本书导论一韦伯小传第五部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准备阶段是在美国做的，韦伯与他的德国同事一同来到美国时，同事们没过多久就开始丑诋这个国家，如果看1904年这个时间点的话，美国是经历了镀金时代的国家，去近距离深入的看不难看到其中辉煌与恐怖，不过韦伯没有跟着批判，而是打算日后做详细判断，高级别墅和贫民窟，巨型商业堡垒和德语教授的窘迫小屋他都看过了，社会阴暗面他也了解到了，在看到问题的同时韦伯仍感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在理解美式民主这个问题上，我从韦伯那里得到了很多，尤其是他综合了理性、官僚制度来分析美国。我知道，经过镀金时代洗礼的美国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同时理性与资本主义精神又十分昌盛，故此社会腐化的相当严重，印第安人/黑人/移民的处境相当困窘。韦伯透视美国社会，看到了一对矛盾，即美国如此注重民主，但是强人政治、精英政治依然存在并持续运作，形成这种美国代议制，韦伯认为，让纪律严明的党组织和有效率的宣传来经营政治，这样的民主也可能导致恺撒式的护民官掌权，如此一来，美国会出现强人总统、强人市长，而且我知道战时美国总统确实具有大权。然后，韦伯也认为美国由理性影响的官僚体系、官僚制度一定会日臻完善。我觉得，由于民众会对精英不满，他们也会倾向于将民主推向百议纷纭、混乱不堪的民主，因此持续的形成社会矛盾。

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四部分第四章里可以看到，托克维尔认为，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本能地趋向中央集权，虽然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趋势但是达成的方式完全不同。像美国这种情况，由于立国时民众即有一套现成的权力观念、民主意识，于是中央集权的过程会时时受阻，像欧洲大陆这样的情况，权力集中是猝然形成的，这是因为，往往一场革命下来，民众都会对新状况感到蒙、不知所措，人们没有了经验、习惯去管理国家，一般就会让中央集权去管理大小事务。

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我看到了一些观点，和韦伯、托克维尔的意见联系起来就很有意思。熊彼特是一个审慎的推崇马克思的人，批判性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同意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接替资本主义这一命运。而在民主方面，他认为民主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但民主与社会主义也相容，社会主义的发动机完全可以按照民主方式运行。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发，或许民主思潮在世界各地皆以不同的方式得到实践，比如与各地方人民的原有的思潮以及惯习相混合、反应，形成各自的特色。

2021/07/19

《学术与政治》笔记五

我以前想过，中国武术是一种综合性的教化，一般情况下武术的教师需要承担一定的德性教育责任，实际上中国的任何老师都需要承担一些这种责任。而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学生与德国学生之差距就在于，课堂上，美国年轻人学到的东西比德国青年学到的少，因为德国学生可能在学到分析方法与事实以外，还想体验一些别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想在教授身上寻找一些思想领袖的感觉，一些人生导师的感觉。对此韦伯认为，这样是非常错误的行为。

在书中“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第五部分可以看到，韦伯认为，美国的学子普遍认为，美国教师通过教学赚取学子以及学子父亲的钱，与卖菜妇女通过卖包心菜赚取学子母亲的钱完全没有两样，而且韦伯还分析说，美国年轻人对任何老资历、任何传统和任何官职，都是了无敬意的，都是轻蔑的，他们只为当事人的个人成就折服，美国人把这理解为民主的一部分。对此我认为时到今日这番言论也比较契合事实。

据此，韦伯认为，青年人不应该让他的教师给他一套“世界观”或者一套人生法则。并且一百个教师里有九十九个也不应该担任学生的人生导师，因为他们一般没有这种才能、资格，如何操持人生这件事也并不是小事，教师不应该轻易的认为自己能做这件事。就算一百个教师里剩下的一个教师有这种资格，他也不应该再做教师，他应该去报刊上、去市井里，去大众传媒上，也应该进入党派或者团体，而不应该呆在讲坛上讲授如何操持生命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和鲁迅在大学教书以及教书之后经历非常符合，鲁迅确实下了决心走下讲坛。

2021/07/17

《学术与政治》笔记四

神学教育和基督教传教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在韦伯看来铁定不是一回事。比如在教授天主教教会史和宗教史时，如果课堂上存在信仰者和不信者两种人怎么办？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第四部分，韦伯指出：『要如何让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位共济会会员，对这些问题有同样的价值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学院教员必须希望并且要求自己，让两个人都能从他的知识与方法中得益……在排斥了宗教的拘束这个意义下“不带预设”的学术，事实上既不理会“奇迹”，也不承认有“启示”。』所以，学术就是学术，是中立的，信仰就是信仰，信仰者和不信者皆可参与学术，不过都需要价值中立，信仰者参与这种严肃学术也并不是不忠于信仰。

在这一文的末尾可以看到韦伯对信仰有两种看法，前一种里，他说理性才是驱逐了所有神后的唯一信仰，后一种里，他说，面对生活以及诸多的现实，这种理性主义还需做些妥协，人们多少还是需要信一些别的，所以现实就是多神的。最后韦伯还宣扬了多神论，他说：『悠悠千年，我们都专一地皈依基督教伦理宏大的悲情，据说不曾有过贰心；这种专注，已经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不过，我们文化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将再度清楚地意识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

这让我想到我看过的电视剧《美国众神》，不过原著虽然思考程度很深，但还没有契合到哲学、社会学已有的一些理论。我看到剧里有全球化神、媒体神、技术神，但是实际上理性也是神，数学也是神。

对于这一点，我看过一篇文章也提到了理性主义在启蒙之后兴盛带来的后果，里面也联系到了韦伯的这篇文章，文章名为“现代性：在神话与启蒙之间——论《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规范与批判”，其实是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文中说到：『在启蒙的世界里，神话已经世俗了，在其彻底的纯粹性里面，虽然清除了鬼魅及其概念派生物，却呈现出了鬼魅在古代世界里的种种特征。启蒙的目标就是要用知识唤醒世界，根除泛灵论，但是被启蒙以后的世界却又被重新泛灵化，最终，精神概念、真理概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

对此的解释是说，被启蒙之后的世界，“理性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生产领域理性的可计算性原则被彻底贯彻，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在人类学视角下看，人们又被信仰统摄住了，只不过这个信仰是理性。其次是数学的地位问题，任何问题能不能数学化成为思考问题正不正确的绝对判断标准，数学已经成为理性苍穹里的一位至高无上之神。最后是官僚体系问题，人们用理性，精心对社会制度进行设计，却陷入韦伯所言的理性铁笼。总之，《启蒙辩证法》的意见一言以蔽之，启蒙是野蛮的，启蒙使文明倒退为野蛮，启蒙不仅没有实现当初解放主体的诺言，反而让主体异化，人们饱受野蛮理性的摧残、压抑。

2021/07/15

《学术与政治》笔记三

在『蔡元培的“悖论”——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诉求及其困境』这篇文章里看到鲁迅经历的一场重要思考，我知道鲁迅曾经想过自己应该是学医还是从文，但是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鲁迅的生平，他留学日本后长期供职北洋政府，自从三一八惨案后对北洋政府失望离开北平，去往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后来不再教书，决定从事文艺。鲁迅在大学里从事学术两次，接连放弃，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鲁迅又经历了一场重要抉择。从文章里可知，鲁迅《两地书》第六六篇中，他和许广平的通讯里提到了这场学术与文艺的抉择。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对很多应酬都十分反感，也看不惯许多人，龃龉不断，看起来鲁迅是因为这些小事而开始打退堂鼓，但实际上此时的鲁迅想的很深层次，他说：『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后来鲁迅大概是从热情/冷静中选择了热情。

据文章的意思，鲁迅这一番经历、思考实际上已经与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志业”合拍，韦伯提倡讲坛禁欲，讲坛不是宣传政治的地方，因为讲坛是分析事实，理清条件、法则、概念的地方，韦伯坚持讲坛是一个注重价值中立的地方，学者务必要对自己的信仰宣传冲动加以克制，如果可以这么出世，就是一个合格的学者，是一个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的人。然而中国人长期以来都有经世致用这种儒家来的传统，本质上是注重功利注重实用的人，是非常入世的，很不搭配韦伯所言的“学术作为志业”、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时既想将北大打造为一个学术象牙塔，又想打开校门影响社会，这显然充满了矛盾。

我觉得当时救亡图存的压力太大，学生们很自然的就一个个的成为义愤填膺的青年，不事研究转而进行社会宣传。殊不知，一个研究学理的机关和一个政治运动的机关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蔡元培想要一个就得不到另一个，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想要两者兼有，就是一个乌托邦幻想。

2021/07/14

《学术与政治》笔记二

读一篇美学的文章，发现它从一个很有深度的角度联系起了韦伯的祛魅与美学，文章叫做“正在消失的乌托邦———论美学视野的解体与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说到我们跟着韦伯“学术作为志业”的思路，会发现美学有了危机，韦伯认为，研究者必须严守价值自由，以摆脱世界观的前提，研究者只有持最严格的世界观禁欲立场，才能给现有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学者要忠于真理，不能冒充先知、救世主，学术作为志业就是要严守客观性与中立性，以此推断，就连美学也需要理性的论证，为什么如此？因为现代的人们只相信理性，比如美学的乌托邦就急需理性论证。

美学的学者不能再做守夜人角色，如果那样做，就不能担负起呼唤价值的重任，如果美学的论证没有逻辑，或者逻辑的硬度不够硬，现代人就不会相信审美是如此的好。

其实，18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思想史就是一部审美救世史，文章说到：『黑格尔、康德、席勒、马克思、维柯、克罗齐、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一直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萨特、伽达默尔、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几乎都是“审美救世”的坚定拥护者和热忱宣扬者。作为“救世”的价值蓝图之所从出，哲学化的审美状态实际上已成了上述诸人呼唤理想、批判社会的“原初状态”它为社会、人生提供最终的归宿，为相对价值提供意义化支撑，为救世提供“应然”的蓝图，为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提供超越性的价值根据。』

如果要让人们相信这幅蓝图、这个乌托邦是真的，就会一头撞上韦伯所说的理性祛魅这堵墙。我觉得，这幅蓝图是如此的吸引人，貌似这幅蓝图、这个乌托邦足以填充上帝死后留下的空位。

然而我觉得美学与理性的距离实在是遥远。我看到文章提到，自从美学诞生开始就在战斗，与宗教压抑战斗，与道德禁锢战斗，与科学霸权战斗、与实用主义战斗，与功利主义战斗……只要人在谈论美学，就意味着他在谈论战斗，谈论着与异化人类的力量战斗、对垒、反抗，从来没有一个学科是像美学这样为人类生命的自由解放而战的。美学如此强悍，依靠什么？依靠感性。

文章说到，社会的合法性自从从神义论转换为人义论之后，感性就是唯一一个能产生针对性力量的实体，是无神论时代里唯一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实体，也是变化多端的力量，是最具反叛性的力量。我觉得就是感性供给了美学如此的战斗性。在科学逐渐强大的年代，感性/美学还尚能为自己争取一些合法性，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霸权的年代，感性/美学却成了为人类寻找一条拯救路的无奈之举，比如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就是这样想的，感性/美学早已没有了以前的突进性、战斗性，而成为了很内敛的东西，着实是很可悲。

2021/07/13

《学术与政治》笔记一

以前我理解日本昭和偶像到平成偶像的变迁过程时，正好是了解了一些法兰克福学派，故此就对其套用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轮到分析理解超级女声以来的中国偶像时，我就觉得其背后的机理是类似的。但是我看到两篇社会学领域的文章分析超级女声时都提出韦伯的祛魅观点，这个解释路径我也感觉很神奇。

人类要实现理性祛魅，按道理应该会再不崇拜偶像了，但是事实上依旧存在偶像，只不过逐步的在变化，偶像平民化是一个跨越几十年时间的连续的进程，也是一个娱乐企业不断与公众互动、试探、实践出来的变化，偶像不断的失去神圣本质，显现世俗特性，崇拜者/粉丝的人格尊严、创造力不断提升，这些是它的几个特征。

我知道祛魅来自韦伯《学术与政治》，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祛魅其实还具有更加深沉、深层次的内涵。我读的是上海三联书店版本，里面的导读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个方面是祛魅具有带来精神创痛的可能性，祛魅的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丧失原来的信念、信仰后，补充的东西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人茫然若失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个方面，韦伯从祛魅看到一种危机，故此，他以一种十分冷峻的态度，坚定的维护智性的诚实，把对狂热、骚动、煽动或者悲观的抵制视为一种十分艰巨的任务。在1919年讲座“政治作为志业”里，韦伯感到德国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而正是这个时间点，纳粹党诞生。

第三个方面，世界开始理性祛魅后，不管是多么强的学者，死前再也不可能获得享尽天年的感觉，比如那些古典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们的死亡可能是带着幸福感，在把世界理解透彻的幻梦里，他们幸福的闭眼，而今后，学者们死亡不再是人生圆满，而是不可避免的中断，是生命的意义未得到充分实现，永远都会有人对此感到十分残酷又痛苦。

2021/07/11

当看《经济与社会》或者是《儒教与道教》跟着韦伯的思路分析中国时，我感到儒家/儒教和道教固然是占据古代中国主流的思潮，但我认为仍然不能忽视这两教以外的其他信仰，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信仰庞杂的地方，韦伯自己也意识到，西方人将中国人全体认识成佛教徒是一种重大谬误，《经济与社会》里我看到一处，第六章宗教社会学里，书中分析宗教的会众时说到，中国人按照儒家的规范生活，也利用道教的学问看风水，同时还请和尚超度人的亡灵，另外，我想各地的古人也许还会敬拜主流神灵以外的地方特有神灵，形成诸多信仰风俗并存的局面，故此在民间信仰领域形成一种异于西方的复杂局面。

我认为视角放到中国民间时不得不思考的是江湖，江湖即意味着信仰状态的庞杂。从武术这一个侧面，也可以一撇中国人以及古人的内心意识，中国的武术发展过程里，像是总包含着一种综合性，即涉及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人与自然的融合、人格教化的综合性。我可以对比的看古希腊的体育，比如拳击、格斗、田径与中国的体育、武术，我发现古奥运会这样的竞技性比赛与现代奥运具有一脉相承的感觉，是深深的带有西方特性的，也暗含一定的理性，比如那时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皆对人体解剖有涉猎，并且运动员从事的是竞技，也以人体健美为一种追求，而非中国武术的综合式教化这种追求。

我听说，武术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奥运，我觉得这是因为武术讲究的气、内功等等中医、易经的概念必然不易被西方所理解，另外也许还有门派林立、中西文化差异等等因素。推断可知，武术必须彻彻底底现代化、规范化、西方化才有可能加入奥运会，不过那个东西很有可能没了武术的魂。从中国武术、体育与西方体育之对比可以再次看到理性的适应世界与理性的支配世界的差异。

2021/07/10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第一章十五说到存在两种组织，一种是自愿型联合体，具有经营的特征，一种是强制型联合体，在看“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这篇文章时发现，文章说到中国原本大规模存在于城市的单位制度乃是两种形式的融合，当时的大部分城市市民都在单位里，而单位同时是人获取利益和人收到强制性命令的地方，是政府治理的“非政府延伸”，单位制是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系统，两者并行，是国家机器的两个相互搭配的部件，是国家权力垄断和国家意志统一的保障。

正如这篇文章标题，建国后到1978年，中国经历的是组织化进程，将城市市民组织在一个个单位里，而1978年之后是逐渐的失组织化进程，单位制式微，市场占据话语权成为大趋势，不过，1979年，中国确定了街道办事处的法律有效性，1989年确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有效性。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大量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市民如何团结、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本文章所言，现在，街道办加居委会所代表的街居制难以在城市基层治理中起到组织市民的作用，我感到这个情况确实如此。

我想到农村的组织是很异于城市的组织，我记得由于1982年宪法规定了农村村集体拥有土地，所以我感觉农村肯定没有城市市民这样的原子化、个人主义，由于摆在资本面前有村集体这样一个障碍，故此它难以侵蚀农村。集体也许正很有效的组织了村民。

街道办加居委会不能起到组织市民的作用，我想固然这两者有其缺陷，但是最大的问题有可能根本不在于此，必须去联系现如今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经济情况才能得到一个大的视角。

当今年轻人会被怎么样的组织起来，似乎社区远远没有网络社区能团结人，比如网民也可以被相同的兴趣、爱好、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故乡粘合起来，组织起来。

2021/07/09

在“梁漱溟与马克思·韦伯文化观之比较”这篇文章里我看到几个结论很值得思考，第一个方面是说，中国理性重点在于“理性的适应世界”，西方理性重点在于“理性的支配世界”。第二个方面说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是用以印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是回应批判之作，写作形式结构也类似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个方面，梁漱溟和韦伯皆站在自己文明的视角上看其他文明，所见所思都略显偏颇，比如都倾向于认为自身文明优越，出现很多对非本国文化的误读。第四个方面，问东方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就如同问西方为什么没有产生儒家思想一样，这个命题本身就带有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的观点。第五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之后，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产生了经济腾飞，这说明了韦伯理论的部分已经出现问题。

2021/07/07

当今天在CCTV13听见“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简单回忆了一下，我还从未在前些年听到重点强调这个加定语的现代化，长期以来使用现代化还是不加定语的现代化，不加定语时，其暗含的意义还很有西方式现代化的意味。西方式现代化、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已经横行世界许久，大有强加到每一个国家头上的趋势。通过中国式这个词可以感到有一种阻止任何干涉的自决性。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还可以看出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强意识形态驱动的，其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启发也是鼓励各个其他民族自决与多样化，相比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强意识形态驱动，强行剥夺别人自决的权利，是很大不同点。中国式现代化也并非苏联的休克而是渐进化，很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在摸着石头过河和非意识形态驱动这几个方面，我感觉实用主义很明显。

2021/07/06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称呼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的应该称同志，不过世界很大，人心纷乱复杂，情况多，会衍生诸多不同的称呼，比如就有姓名加职阶或者姓氏加职阶，这个还算合理，但实际上非常强调层级关系，还有重点在长辈晚辈关系的称谓，即老加姓氏，小加姓氏，这种应该是强调年龄差异。还有称老板、老总，这种称呼强调经济层面的关系。相比这些，我有些看不惯的是江湖称谓、市井称谓、兄弟化称谓，尤其是称呼老大、哥们，让人皱眉，网络上的情况就特别复杂，更有甚者甚至用了封建时期的称谓，大人、圣上、老爷都有。我感觉称谓这个东西是说话者潜意识里调用的词汇，是基本不经仔细思考的脱口而出，故此可以直接折射说话者的思想。称谓强调什么，就基本可以确定说话者以何体系进行思考。

2021/07/05

财务自由，这个概念我在几年前都是天天琢磨的，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目标来看，但是我当时天天琢磨也没有触及到它的本质，如今我感到我也许想明白了这个财务自由概念的本质。

财务自由概念，是自由主义观念在大众中传播的冰山一角，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冰山一角。

在这个思想里，金钱是唯一实现人生理想的法门，在这个思想里，自由也是一种终极人生目标，陷在其中的人对这两样会产生宗教一样的崇拜。仔细看其中并没有很多的劳动和务实，也没大有为社会创造价值。

资本主义最近几十年的特征就在于三点，新自由主义思潮、全球化趋势和金融化趋势，尤其是金融化这个趋势尤其明显，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实业转移至金融，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里的资本、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业不断膨胀，以至于到现在成为一个巨人。金融是如此的深入社会，深入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每天理财如同吃饭呼吸一样必要，人从婴儿呱呱坠地到青少年上学、到青年人工作、到中年人发展事业、再到老人养老，全都有金融产品的影子，金融产品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就使理财极度方便，这样看仿佛人从出生到坟墓皆离不开金融。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伦理也因此在最近几十年遭到了大规模的颠覆。

财务自由，终究是希望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手段成为一个社会中不事劳动的食利者。资本主义金融化、新自由主义观念两者合力，甚至可以掐灭人对于国家养老保障、社会保障政策的兴趣，让人对自己的规划达到处处依赖金融、时时思考金融的境地。

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伦理原本是按劳分配，实际上到现在已经发展为明目张胆的投机化、按资本分配，劳动的地位已经是前所未有的边缘化，金融创造出的神话过于耀眼，赚钱英雄、财富偶像、财富排行榜上的人十分受到崇拜，就看社会里的困顿的蓝领，生活优渥的白领，皆没有理由拒绝这种金融游戏的诱惑，在受到强烈劳动异化感侵蚀的时候，金融就是他们的新希望，金融就是救他们人生于水火的东西。不得不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就是玩金融碾压正经劳动的年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集体认同感去哪儿了，答案我曾经苦思冥想没想出个所以然，在文章“当代日常生活金融化批判”里我看到，实际上，因金融投资呈现原子化、不确定化的趋势，投资人员就是一个个的个体，个人主义思想十分显著，故此会跳出原本的集体意识、集体认同，跳出工人阶级身份认同，转而进入私人领域，我觉得这也是个人主义思潮传播的冰山一角。

2021/07/04

“富可敌国”只是说财富比得上国家，我觉得当今的一些垄断互联网企业不能这样形容，它们已经在信息技术、信息规模上比得上国家。

垄断互联网企业与国家还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看到的关于大企业的概述性文章、历史发展文章有许多都会用“商业帝国”来形容它们，虽是一个比喻但也很值得玩味。垄断互联网企业和国家的影响力也差不了多少，也有很多前沿的科技，用户数量大的惊人。不过它们终究还是没有武力，也不负责代表民众利益，也不行政执法立法等等。

我还想到一个相似之处，就是科层官僚，打开韦伯《经济与社会》看到第三章第二节说到，其实现代全部的生活都强制的进入这种框架：『现代组织形式在所有领域中的发展与官僚制行政的发展和持续扩张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教会、国家、军队、政党、经济经营、利益集团、基金会、俱乐部等等，概莫能外。极而言之，它的发展乃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根基。无论有多少组织形式看上去好像并不符合这种模式，比如团契代表机构、议会委员会、苏维埃、名誉官员、陪审团等等，也不管会有多少人抱怨那种“官样文章”，如果认为不必依靠官员们在官署里的工作也能在任何领域进行持续的行政管理，这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觉。日常生活的全部模式都被剪切以适应这个框架。』

如果要思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官僚制的关系，可以看到韦伯给出的答案是说，这种官僚制就是非常基本的东西，它比资本主义还要基本：『在官僚制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体制无疑发挥了主要作用，尽管绝不是唯一的作用，如果没有官僚制，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持之以恒，而任何理性的社会主义都只能是把它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估计想要摆脱官僚制，唯有在政治、经济进入小规模的时候才有望摆脱，所以我听说也有小型公司在行政结构上扁平化、民主化了。

2021/07/02

再看涂尔干《自杀论》时，我感到他所言的自杀三类型即利己型、利他型、反常型有些简单了，虽说这样的理论很简明扼要，解释起来几句话就可以，但是我想自杀肯定在微观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在个案的层面上，自杀动机肯定是丰富多样的，带有很强个人性格的。他书中的文字也相当让人开眼界，让人感觉到自杀情况是很多样的。不过想到涂尔干主要研究宏观上的大原理，是社会学，他不希望搞成复杂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我也曾想过老了后情况一旦糟糕、心态一旦绝望就自杀，我已经听了不少人说过这种心态，甚至我听说自己的一个家人也有这样的认识。但是我到现在性情已经变化了，毕竟以前还是有些幼稚，现在想的已经是到时候看情况再说，能不自杀便不自杀，生命很美好，而且我在想这件事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当疾病时非常痛苦难以忍受，自杀确实为利己型，但病痛外加拖累儿女经济两者相叠加时，如何分析自杀的类型。

听说某些地方农村老年人自杀形成小规模风气，我觉得其个案的内部原因也是很多的，我看了一篇文章名为“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文中就分了乏味型、利己型、利他型、绝望型，我看了文章后感觉类型叠加的状态也不少。往往人寻死之前，也不是只有一件糟心事，不一定是单独一个念头产出了自杀动机，而是综合性的。

2021/07/01

昨天想到，现代化与信仰的关系如同油与水，很难相容，在其他方面，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绝佳的另一例，地方性的技艺、语言、信仰、艺术等等文化都系统性的衰落了，不单一国如此，世界皆如此，现代化与之势同水火。

实际上我原本是一个铁杆的现代化支持者，从小就在城市里生活，从小就看到中国在走向世界，每日被工业制成品包围，每日被现代文化产品包围，享受之余没有理由不感到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也不会觉得还有别的路可走。我远离农村，但也很详细的知道家乡农村的习俗、风土人情的不合理，故此我厌恶小农经济与农村风俗，对西方大规模集约农业评价很高。

所以要是让我选，我很有可能不要小农经济存在，想象农民大部分都成为无产阶级，想象集约化农业不断展开，但我最近看到一些相关文章才弄清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理清小农经济与中国实际情况的关系。

道理都是一样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也如同油与水，两者很难共处一地，实际上它们非此即彼，市场经济在中国大规模铺开的必然结果即为小农经济的完蛋。

“重新认识小农经济”一文说到，小农经济乃是东亚这种人口稠密地区的历史理性选择，于是我想到，可能地广人稀之处，集约的农业也是他们选择。另外，小农经济催生极多的有经验农民，在未受现代教育的情况下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形成的这种人才很特殊。我觉得，现代教育就是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量身打造的教育，这种教育体系出来的人才一定是搭配工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的，他们的性情、旨趣、思维与小农人才一定大为不同。

文章提到，搭配了小农经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里，其特点就是一种所谓的“无剥削积累”，由于农民工工资要求不高，又有小农经济作为收入的后盾，于是中国没有过西方式的血腥残暴原始积累，也形成了工业化的积累。小农经济没有让东亚地区形成西方式大规模贫民窟，看那些西方式的工业化形成了大量城市贫民，反观中国小农经济是农民坚实的后盾，一亩三分地是农民面临糟糕状况时永远可以选择的一条退路。

最近看到的一些小农经济文章让我感觉我曾经的一些想法是很荒谬的，尤其是不假思索的、无条件的青睐集约化农业，还有一个荒谬的地方在于，在看到小农经济的好处之后，又想要维护小农经济。

在『“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篇文章里，我看到了一些很透彻的分析，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势如水火、非此即彼这个观点就是我从这篇文章里了解到的。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冲突就是整个三农问题的根，农村凋零、农业不挣钱、农民低收入等等三农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文章提到，中国人口结构就意味着中国是不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在众多好处里，尤其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假如制造出了失地兼失业的农民，那就是点燃了炸弹。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也不能否定它是落后的，也不能证明它是先进的，终究我们还是要消灭小农经济，而且小农经济消亡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问题的重点就在于，我们怎么合理的消灭小农经济？

如果我不能看清这个道理，不去分析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的后果就不假思索支持集约型农业，假意关心农民收入问题，也不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忽视地方实际情况，忽视国情，没想过天下大乱的可能，假如我向往的现代化就是全球一个模样，那我其实和鼓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鼓吹西方化政治的人就像是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