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5

《学术与政治》笔记三

在『蔡元培的“悖论”——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诉求及其困境』这篇文章里看到鲁迅经历的一场重要思考，我知道鲁迅曾经想过自己应该是学医还是从文，但是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鲁迅的生平，他留学日本后长期供职北洋政府，自从三一八惨案后对北洋政府失望离开北平，去往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后来不再教书，决定从事文艺。鲁迅在大学里从事学术两次，接连放弃，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鲁迅又经历了一场重要抉择。从文章里可知，鲁迅《两地书》第六六篇中，他和许广平的通讯里提到了这场学术与文艺的抉择。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对很多应酬都十分反感，也看不惯许多人，龃龉不断，看起来鲁迅是因为这些小事而开始打退堂鼓，但实际上此时的鲁迅想的很深层次，他说：『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后来鲁迅大概是从热情/冷静中选择了热情。

据文章的意思，鲁迅这一番经历、思考实际上已经与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志业”合拍，韦伯提倡讲坛禁欲，讲坛不是宣传政治的地方，因为讲坛是分析事实，理清条件、法则、概念的地方，韦伯坚持讲坛是一个注重价值中立的地方，学者务必要对自己的信仰宣传冲动加以克制，如果可以这么出世，就是一个合格的学者，是一个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的人。然而中国人长期以来都有经世致用这种儒家来的传统，本质上是注重功利注重实用的人，是非常入世的，很不搭配韦伯所言的“学术作为志业”、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时既想将北大打造为一个学术象牙塔，又想打开校门影响社会，这显然充满了矛盾。

我觉得当时救亡图存的压力太大，学生们很自然的就一个个的成为义愤填膺的青年，不事研究转而进行社会宣传。殊不知，一个研究学理的机关和一个政治运动的机关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蔡元培想要一个就得不到另一个，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想要两者兼有，就是一个乌托邦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