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5

《学术与政治》笔记三

在『蔡元培的“悖论”——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诉求及其困境』这篇文章里看到鲁迅经历的一场重要思考，我知道鲁迅曾经想过自己应该是学医还是从文，但是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鲁迅的生平，他留学日本后长期供职北洋政府，自从三一八惨案后对北洋政府失望离开北平，去往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后来不再教书，决定从事文艺。鲁迅在大学里从事学术两次，接连放弃，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鲁迅又经历了一场重要抉择。从文章里可知，鲁迅《两地书》第六六篇中，他和许广平的通讯里提到了这场学术与文艺的抉择。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对很多应酬都十分反感，也看不惯许多人，龃龉不断，看起来鲁迅是因为这些小事而开始打退堂鼓，但实际上此时的鲁迅想的很深层次，他说：『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后来鲁迅大概是从热情/冷静中选择了热情。

据文章的意思，鲁迅这一番经历、思考实际上已经与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志业”合拍，韦伯提倡讲坛禁欲，讲坛不是宣传政治的地方，因为讲坛是分析事实，理清条件、法则、概念的地方，韦伯坚持讲坛是一个注重价值中立的地方，学者务必要对自己的信仰宣传冲动加以克制，如果可以这么出世，就是一个合格的学者，是一个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的人。然而中国人长期以来都有经世致用这种儒家来的传统，本质上是注重功利注重实用的人，是非常入世的，很不搭配韦伯所言的“学术作为志业”、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时既想将北大打造为一个学术象牙塔，又想打开校门影响社会，这显然充满了矛盾。

我觉得当时救亡图存的压力太大，学生们很自然的就一个个的成为义愤填膺的青年，不事研究转而进行社会宣传。殊不知，一个研究学理的机关和一个政治运动的机关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蔡元培想要一个就得不到另一个，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想要两者兼有，就是一个乌托邦幻想。

2021/07/14

《学术与政治》笔记二

读一篇美学的文章，发现它从一个很有深度的角度联系起了韦伯的祛魅与美学，文章叫做“正在消失的乌托邦———论美学视野的解体与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说到我们跟着韦伯“学术作为志业”的思路，会发现美学有了危机，韦伯认为，研究者必须严守价值自由，以摆脱世界观的前提，研究者只有持最严格的世界观禁欲立场，才能给现有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学者要忠于真理，不能冒充先知、救世主，学术作为志业就是要严守客观性与中立性，以此推断，就连美学也需要理性的论证，为什么如此？因为现代的人们只相信理性，比如美学的乌托邦就急需理性论证。

美学的学者不能再做守夜人角色，如果那样做，就不能担负起呼唤价值的重任，如果美学的论证没有逻辑，或者逻辑的硬度不够硬，现代人就不会相信审美是如此的好。

其实，18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思想史就是一部审美救世史，文章说到：『黑格尔、康德、席勒、马克思、维柯、克罗齐、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一直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萨特、伽达默尔、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几乎都是“审美救世”的坚定拥护者和热忱宣扬者。作为“救世”的价值蓝图之所从出，哲学化的审美状态实际上已成了上述诸人呼唤理想、批判社会的“原初状态”它为社会、人生提供最终的归宿，为相对价值提供意义化支撑，为救世提供“应然”的蓝图，为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提供超越性的价值根据。』

如果要让人们相信这幅蓝图、这个乌托邦是真的，就会一头撞上韦伯所说的理性祛魅这堵墙。我觉得，这幅蓝图是如此的吸引人，貌似这幅蓝图、这个乌托邦足以填充上帝死后留下的空位。

然而我觉得美学与理性的距离实在是遥远。我看到文章提到，自从美学诞生开始就在战斗，与宗教压抑战斗，与道德禁锢战斗，与科学霸权战斗、与实用主义战斗，与功利主义战斗……只要人在谈论美学，就意味着他在谈论战斗，谈论着与异化人类的力量战斗、对垒、反抗，从来没有一个学科是像美学这样为人类生命的自由解放而战的。美学如此强悍，依靠什么？依靠感性。

文章说到，社会的合法性自从从神义论转换为人义论之后，感性就是唯一一个能产生针对性力量的实体，是无神论时代里唯一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实体，也是变化多端的力量，是最具反叛性的力量。我觉得就是感性供给了美学如此的战斗性。在科学逐渐强大的年代，感性/美学还尚能为自己争取一些合法性，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霸权的年代，感性/美学却成了为人类寻找一条拯救路的无奈之举，比如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就是这样想的，感性/美学早已没有了以前的突进性、战斗性，而成为了很内敛的东西，着实是很可悲。

2021/07/13

《学术与政治》笔记一

以前我理解日本昭和偶像到平成偶像的变迁过程时，正好是了解了一些法兰克福学派，故此就对其套用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轮到分析理解超级女声以来的中国偶像时，我就觉得其背后的机理是类似的。但是我看到两篇社会学领域的文章分析超级女声时都提出韦伯的祛魅观点，这个解释路径我也感觉很神奇。

人类要实现理性祛魅，按道理应该会再不崇拜偶像了，但是事实上依旧存在偶像，只不过逐步的在变化，偶像平民化是一个跨越几十年时间的连续的进程，也是一个娱乐企业不断与公众互动、试探、实践出来的变化，偶像不断的失去神圣本质，显现世俗特性，崇拜者/粉丝的人格尊严、创造力不断提升，这些是它的几个特征。

我知道祛魅来自韦伯《学术与政治》，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祛魅其实还具有更加深沉、深层次的内涵。我读的是上海三联书店版本，里面的导读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个方面是祛魅具有带来精神创痛的可能性，祛魅的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丧失原来的信念、信仰后，补充的东西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人茫然若失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个方面，韦伯从祛魅看到一种危机，故此，他以一种十分冷峻的态度，坚定的维护智性的诚实，把对狂热、骚动、煽动或者悲观的抵制视为一种十分艰巨的任务。在1919年讲座“政治作为志业”里，韦伯感到德国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而正是这个时间点，纳粹党诞生。

第三个方面，世界开始理性祛魅后，不管是多么强的学者，死前再也不可能获得享尽天年的感觉，比如那些古典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们的死亡可能是带着幸福感，在把世界理解透彻的幻梦里，他们幸福的闭眼，而今后，学者们死亡不再是人生圆满，而是不可避免的中断，是生命的意义未得到充分实现，永远都会有人对此感到十分残酷又痛苦。

2021/07/11

当看《经济与社会》或者是《儒教与道教》跟着韦伯的思路分析中国时，我感到儒家/儒教和道教固然是占据古代中国主流的思潮，但我认为仍然不能忽视这两教以外的其他信仰，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信仰庞杂的地方，韦伯自己也意识到，西方人将中国人全体认识成佛教徒是一种重大谬误，《经济与社会》里我看到一处，第六章宗教社会学里，书中分析宗教的会众时说到，中国人按照儒家的规范生活，也利用道教的学问看风水，同时还请和尚超度人的亡灵，另外，我想各地的古人也许还会敬拜主流神灵以外的地方特有神灵，形成诸多信仰风俗并存的局面，故此在民间信仰领域形成一种异于西方的复杂局面。

我认为视角放到中国民间时不得不思考的是江湖，江湖即意味着信仰状态的庞杂。从武术这一个侧面，也可以一撇中国人以及古人的内心意识，中国的武术发展过程里，像是总包含着一种综合性，即涉及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人与自然的融合、人格教化的综合性。我可以对比的看古希腊的体育，比如拳击、格斗、田径与中国的体育、武术，我发现古奥运会这样的竞技性比赛与现代奥运具有一脉相承的感觉，是深深的带有西方特性的，也暗含一定的理性，比如那时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皆对人体解剖有涉猎，并且运动员从事的是竞技，也以人体健美为一种追求，而非中国武术的综合式教化这种追求。

我听说，武术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奥运，我觉得这是因为武术讲究的气、内功等等中医、易经的概念必然不易被西方所理解，另外也许还有门派林立、中西文化差异等等因素。推断可知，武术必须彻彻底底现代化、规范化、西方化才有可能加入奥运会，不过那个东西很有可能没了武术的魂。从中国武术、体育与西方体育之对比可以再次看到理性的适应世界与理性的支配世界的差异。

2021/07/10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第一章十五说到存在两种组织，一种是自愿型联合体，具有经营的特征，一种是强制型联合体，在看“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这篇文章时发现，文章说到中国原本大规模存在于城市的单位制度乃是两种形式的融合，当时的大部分城市市民都在单位里，而单位同时是人获取利益和人收到强制性命令的地方，是政府治理的“非政府延伸”，单位制是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系统，两者并行，是国家机器的两个相互搭配的部件，是国家权力垄断和国家意志统一的保障。

正如这篇文章标题，建国后到1978年，中国经历的是组织化进程，将城市市民组织在一个个单位里，而1978年之后是逐渐的失组织化进程，单位制式微，市场占据话语权成为大趋势，不过，1979年，中国确定了街道办事处的法律有效性，1989年确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有效性。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大量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市民如何团结、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本文章所言，现在，街道办加居委会所代表的街居制难以在城市基层治理中起到组织市民的作用，我感到这个情况确实如此。

我想到农村的组织是很异于城市的组织，我记得由于1982年宪法规定了农村村集体拥有土地，所以我感觉农村肯定没有城市市民这样的原子化、个人主义，由于摆在资本面前有村集体这样一个障碍，故此它难以侵蚀农村。集体也许正很有效的组织了村民。

街道办加居委会不能起到组织市民的作用，我想固然这两者有其缺陷，但是最大的问题有可能根本不在于此，必须去联系现如今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经济情况才能得到一个大的视角。

当今年轻人会被怎么样的组织起来，似乎社区远远没有网络社区能团结人，比如网民也可以被相同的兴趣、爱好、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故乡粘合起来，组织起来。

2021/07/09

在“梁漱溟与马克思·韦伯文化观之比较”这篇文章里我看到几个结论很值得思考，第一个方面是说，中国理性重点在于“理性的适应世界”，西方理性重点在于“理性的支配世界”。第二个方面说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是用以印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是回应批判之作，写作形式结构也类似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个方面，梁漱溟和韦伯皆站在自己文明的视角上看其他文明，所见所思都略显偏颇，比如都倾向于认为自身文明优越，出现很多对非本国文化的误读。第四个方面，问东方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就如同问西方为什么没有产生儒家思想一样，这个命题本身就带有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的观点。第五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之后，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产生了经济腾飞，这说明了韦伯理论的部分已经出现问题。

2021/07/07

当今天在CCTV13听见“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简单回忆了一下，我还从未在前些年听到重点强调这个加定语的现代化，长期以来使用现代化还是不加定语的现代化，不加定语时，其暗含的意义还很有西方式现代化的意味。西方式现代化、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已经横行世界许久，大有强加到每一个国家头上的趋势。通过中国式这个词可以感到有一种阻止任何干涉的自决性。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还可以看出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强意识形态驱动的，其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启发也是鼓励各个其他民族自决与多样化，相比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强意识形态驱动，强行剥夺别人自决的权利，是很大不同点。中国式现代化也并非苏联的休克而是渐进化，很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在摸着石头过河和非意识形态驱动这几个方面，我感觉实用主义很明显。

2021/07/06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称呼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的应该称同志，不过世界很大，人心纷乱复杂，情况多，会衍生诸多不同的称呼，比如就有姓名加职阶或者姓氏加职阶，这个还算合理，但实际上非常强调层级关系，还有重点在长辈晚辈关系的称谓，即老加姓氏，小加姓氏，这种应该是强调年龄差异。还有称老板、老总，这种称呼强调经济层面的关系。相比这些，我有些看不惯的是江湖称谓、市井称谓、兄弟化称谓，尤其是称呼老大、哥们，让人皱眉，网络上的情况就特别复杂，更有甚者甚至用了封建时期的称谓，大人、圣上、老爷都有。我感觉称谓这个东西是说话者潜意识里调用的词汇，是基本不经仔细思考的脱口而出，故此可以直接折射说话者的思想。称谓强调什么，就基本可以确定说话者以何体系进行思考。

2021/07/05

财务自由，这个概念我在几年前都是天天琢磨的，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目标来看，但是我当时天天琢磨也没有触及到它的本质，如今我感到我也许想明白了这个财务自由概念的本质。

财务自由概念，是自由主义观念在大众中传播的冰山一角，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冰山一角。

在这个思想里，金钱是唯一实现人生理想的法门，在这个思想里，自由也是一种终极人生目标，陷在其中的人对这两样会产生宗教一样的崇拜。仔细看其中并没有很多的劳动和务实，也没大有为社会创造价值。

资本主义最近几十年的特征就在于三点，新自由主义思潮、全球化趋势和金融化趋势，尤其是金融化这个趋势尤其明显，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实业转移至金融，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里的资本、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业不断膨胀，以至于到现在成为一个巨人。金融是如此的深入社会，深入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每天理财如同吃饭呼吸一样必要，人从婴儿呱呱坠地到青少年上学、到青年人工作、到中年人发展事业、再到老人养老，全都有金融产品的影子，金融产品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就使理财极度方便，这样看仿佛人从出生到坟墓皆离不开金融。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伦理也因此在最近几十年遭到了大规模的颠覆。

财务自由，终究是希望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手段成为一个社会中不事劳动的食利者。资本主义金融化、新自由主义观念两者合力，甚至可以掐灭人对于国家养老保障、社会保障政策的兴趣，让人对自己的规划达到处处依赖金融、时时思考金融的境地。

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伦理原本是按劳分配，实际上到现在已经发展为明目张胆的投机化、按资本分配，劳动的地位已经是前所未有的边缘化，金融创造出的神话过于耀眼，赚钱英雄、财富偶像、财富排行榜上的人十分受到崇拜，就看社会里的困顿的蓝领，生活优渥的白领，皆没有理由拒绝这种金融游戏的诱惑，在受到强烈劳动异化感侵蚀的时候，金融就是他们的新希望，金融就是救他们人生于水火的东西。不得不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就是玩金融碾压正经劳动的年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集体认同感去哪儿了，答案我曾经苦思冥想没想出个所以然，在文章“当代日常生活金融化批判”里我看到，实际上，因金融投资呈现原子化、不确定化的趋势，投资人员就是一个个的个体，个人主义思想十分显著，故此会跳出原本的集体意识、集体认同，跳出工人阶级身份认同，转而进入私人领域，我觉得这也是个人主义思潮传播的冰山一角。

2021/07/04

“富可敌国”只是说财富比得上国家，我觉得当今的一些垄断互联网企业不能这样形容，它们已经在信息技术、信息规模上比得上国家。

垄断互联网企业与国家还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看到的关于大企业的概述性文章、历史发展文章有许多都会用“商业帝国”来形容它们，虽是一个比喻但也很值得玩味。垄断互联网企业和国家的影响力也差不了多少，也有很多前沿的科技，用户数量大的惊人。不过它们终究还是没有武力，也不负责代表民众利益，也不行政执法立法等等。

我还想到一个相似之处，就是科层官僚，打开韦伯《经济与社会》看到第三章第二节说到，其实现代全部的生活都强制的进入这种框架：『现代组织形式在所有领域中的发展与官僚制行政的发展和持续扩张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教会、国家、军队、政党、经济经营、利益集团、基金会、俱乐部等等，概莫能外。极而言之，它的发展乃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根基。无论有多少组织形式看上去好像并不符合这种模式，比如团契代表机构、议会委员会、苏维埃、名誉官员、陪审团等等，也不管会有多少人抱怨那种“官样文章”，如果认为不必依靠官员们在官署里的工作也能在任何领域进行持续的行政管理，这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觉。日常生活的全部模式都被剪切以适应这个框架。』

如果要思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官僚制的关系，可以看到韦伯给出的答案是说，这种官僚制就是非常基本的东西，它比资本主义还要基本：『在官僚制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体制无疑发挥了主要作用，尽管绝不是唯一的作用，如果没有官僚制，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持之以恒，而任何理性的社会主义都只能是把它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估计想要摆脱官僚制，唯有在政治、经济进入小规模的时候才有望摆脱，所以我听说也有小型公司在行政结构上扁平化、民主化了。

2021/07/02

再看涂尔干《自杀论》时，我感到他所言的自杀三类型即利己型、利他型、反常型有些简单了，虽说这样的理论很简明扼要，解释起来几句话就可以，但是我想自杀肯定在微观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在个案的层面上，自杀动机肯定是丰富多样的，带有很强个人性格的。他书中的文字也相当让人开眼界，让人感觉到自杀情况是很多样的。不过想到涂尔干主要研究宏观上的大原理，是社会学，他不希望搞成复杂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我也曾想过老了后情况一旦糟糕、心态一旦绝望就自杀，我已经听了不少人说过这种心态，甚至我听说自己的一个家人也有这样的认识。但是我到现在性情已经变化了，毕竟以前还是有些幼稚，现在想的已经是到时候看情况再说，能不自杀便不自杀，生命很美好，而且我在想这件事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当疾病时非常痛苦难以忍受，自杀确实为利己型，但病痛外加拖累儿女经济两者相叠加时，如何分析自杀的类型。

听说某些地方农村老年人自杀形成小规模风气，我觉得其个案的内部原因也是很多的，我看了一篇文章名为“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文中就分了乏味型、利己型、利他型、绝望型，我看了文章后感觉类型叠加的状态也不少。往往人寻死之前，也不是只有一件糟心事，不一定是单独一个念头产出了自杀动机，而是综合性的。

2021/07/01

昨天想到，现代化与信仰的关系如同油与水，很难相容，在其他方面，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绝佳的另一例，地方性的技艺、语言、信仰、艺术等等文化都系统性的衰落了，不单一国如此，世界皆如此，现代化与之势同水火。

实际上我原本是一个铁杆的现代化支持者，从小就在城市里生活，从小就看到中国在走向世界，每日被工业制成品包围，每日被现代文化产品包围，享受之余没有理由不感到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也不会觉得还有别的路可走。我远离农村，但也很详细的知道家乡农村的习俗、风土人情的不合理，故此我厌恶小农经济与农村风俗，对西方大规模集约农业评价很高。

所以要是让我选，我很有可能不要小农经济存在，想象农民大部分都成为无产阶级，想象集约化农业不断展开，但我最近看到一些相关文章才弄清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理清小农经济与中国实际情况的关系。

道理都是一样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也如同油与水，两者很难共处一地，实际上它们非此即彼，市场经济在中国大规模铺开的必然结果即为小农经济的完蛋。

“重新认识小农经济”一文说到，小农经济乃是东亚这种人口稠密地区的历史理性选择，于是我想到，可能地广人稀之处，集约的农业也是他们选择。另外，小农经济催生极多的有经验农民，在未受现代教育的情况下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形成的这种人才很特殊。我觉得，现代教育就是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量身打造的教育，这种教育体系出来的人才一定是搭配工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的，他们的性情、旨趣、思维与小农人才一定大为不同。

文章提到，搭配了小农经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里，其特点就是一种所谓的“无剥削积累”，由于农民工工资要求不高，又有小农经济作为收入的后盾，于是中国没有过西方式的血腥残暴原始积累，也形成了工业化的积累。小农经济没有让东亚地区形成西方式大规模贫民窟，看那些西方式的工业化形成了大量城市贫民，反观中国小农经济是农民坚实的后盾，一亩三分地是农民面临糟糕状况时永远可以选择的一条退路。

最近看到的一些小农经济文章让我感觉我曾经的一些想法是很荒谬的，尤其是不假思索的、无条件的青睐集约化农业，还有一个荒谬的地方在于，在看到小农经济的好处之后，又想要维护小农经济。

在『“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篇文章里，我看到了一些很透彻的分析，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势如水火、非此即彼这个观点就是我从这篇文章里了解到的。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冲突就是整个三农问题的根，农村凋零、农业不挣钱、农民低收入等等三农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文章提到，中国人口结构就意味着中国是不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在众多好处里，尤其重要的好处就是它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假如制造出了失地兼失业的农民，那就是点燃了炸弹。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也不能否定它是落后的，也不能证明它是先进的，终究我们还是要消灭小农经济，而且小农经济消亡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问题的重点就在于，我们怎么合理的消灭小农经济？

如果我不能看清这个道理，不去分析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的后果就不假思索支持集约型农业，假意关心农民收入问题，也不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忽视地方实际情况，忽视国情，没想过天下大乱的可能，假如我向往的现代化就是全球一个模样，那我其实和鼓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鼓吹西方化政治的人就像是一丘之貉。

2021/06/30

由于没能看到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里的内容，只好看了一篇叙述的文章名为“伊格尔顿谈文化与上帝之死”，其中我注意到一个注释，说到一个论点很有意思，伊格尔顿不认为是法国知识分子阐释了“日常生活”概念，我记得确实有一批法国人专注研究日常生活哲学的，而是基督教先阐释了日常生活概念，神学资源里有很多日常生活与律法的融合，他认为属于很好的融合。

我看后就想，中国哲学、中国宗教里面难道就不同吗？既然可以说基督教属于日常生活哲学，中国哲学里面宗教资源也不少，指导日常生活已经几千年了，说它是日常生活哲学也没问题吧。

我还记得，类似列斐伏尔这样的法国人会认为，以往的哲学史就是一部蔑视与遗忘日常生活的历史，因此他们希望让哲学去关照日常生活，我接着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哲学需要去关照日常生活？也许是因为宗教信仰退场了，上帝或许没死透，半死不活的，但也是在棺材里躺下了，人们的内心急需有东西补位。

我印象里伊格尔顿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他想要从神学这口旧锅里再捞点有营养的，终究还是感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世俗化、资本主义化是有问题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大有成为唯一合理的政治之势，这也是很有问题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全世界范围内纷纷跳出来疯狂搞事，就是一种压制之后的强力回弹，后现代貌似提倡多元化、去中心、颠覆权威，实际上却是铁板一块，这些内容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中一点也没体现。宗教固然在历史里长期都是可憎的，那是因为它与政治挂钩了，如果把政治撇去，这口锅里还是存在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同理，我认为中国哲学这锅汤里也一样。

我看出来了，简而言之，伊格尔顿的意见就是认为宗教信仰退位之后补位的东西并不是很合格，甚至有些连宗教都不如，就比如疯狂的工具理性常常占据人的思想，我在文章里看到，伊格尔顿认为上帝的本性肯定不是一个工于算计的人，也不可能做一个管理现代企业的高管，因此信仰常常是纠正工具理性、纠正资本运作思维的一种力量，宗教里面常常存在尊重生命的伦理资源，我觉得这才是这口锅里有营养的东西。

2021/06/29

现在互联网目力可及之处几乎都有粉丝，我想着思考粉丝现象就必须掌握一些理论资源，看了《粉丝文化读本》后，发现基本上理论资源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种，霍尔所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第三种，以美化消费者能动性为特点的文化民粹主义，著名的两人是德赛都、费斯克。尤其第一种与第三种相互冲突最严重，一个是白痴观众论，一个是极尽美化之能事。

以我的看法，我不愿意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我比较支持法兰克福学派，但我感觉，不能否认粉丝/消费者存在一定的能动性，白痴观众论是片面的，不能否认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生产远多于消费，因为现如今已经进入到消费社会，所以分析消费是不能少的。

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如果简单的说世界上只有被动的读者和只有创造性读者都是不可能的，书里可以看到，社会学也有理论范式的存在，还有范式取代的过程，尤其是抛弃简单迈向复杂的过程最明显。

2021/06/27

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人没有用勺子吃西瓜？历史里肯定是勺子先出现，西瓜后来传入中国，在勺子与西瓜同时存在的时代里，我没有听说过如此吃瓜。这似乎是个西瓜产量够不够大众大量消费的问题，又想到，一人用勺子食用半个西瓜，这有点个人主义的意思，古时一般是不会这么个人主义的，就是与刀切分食这种公有与共享的概念不同，一般来说一个西瓜很大，首先它不能保存，必须要鲜食，分食也很有必要，尤其是集体主义的氛围里，非独居的情况里。可以认为用勺子食用的消费者就是不太需要共享的消费者。一人份的小型西瓜品种上市的越来越多，可能也说明这个消费西瓜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至于单人份商品的销售和单身经济，必然是趋向于兴盛的。

查一些资料看到五代之前中国是没有西瓜的，也有说两宋的，尤其是两宋之前没有明确歌咏西瓜的诗，这也说明《西游记》里涉及西瓜的都是有问题的剧情，都是没有得到好好考虑的。我对电视剧的记忆比较深，记得有八戒偷瓜，还有弥勒用西瓜设下一陷阱，如果考虑到这是他们师徒出国之后的遭遇，这问题又不好说了，但是我又看到西游记文本里十代阎王与唐太宗的对话里确实有西瓜。

2021/06/26

最近俄罗斯海军的新闻搞的很大，一方面在黑海驱离了英国驱逐舰，一方面去夏威夷演习打航母，按照CCTV7军事制高点20210626的说法，这是说明俄罗斯海军改变了主要是近海防御的战略，反守为攻，按我的理解就类似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另外节目还说到英媒竟表明此次侵犯俄罗斯领海的事件是以后到中国海域的预演行动，这一次俄罗斯是炮击了，外加扔了航空炸弹，但没把炮弹怼到对方舰上。而且看一些网上新闻标题说这是俄罗斯冷战后第一次实弹驱离北约舰艇。

一搜索就可以看到一般侵犯中国领海的是美舰穿航台湾海峡侵犯西沙领海，间隔半年甚至更少时间就要搞一次，甚至有过在长江口领海基线外面试探的，而且基本都是熟悉的名字熟悉的舰，双方有来有回的常年打交道。这种情况我看基本不会发展到实弹，除非国家国防策略类似俄罗斯这样有变。也许未来几年内能看到一次实弹驱离？

2021/06/25

在看一个有关中国外汇储备的文章时发现作者用到一个理论，名为三元悖论，即资本自由进出、汇率稳定、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取两者，当考虑中国情况时，就会注意到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一定要坚持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考虑政府如何取舍管控资本和汇率稳定这两个方面，管控的紧点松点，汇率方面就会有稳定和不稳定的变化。我觉得要是能看着人民币汇率的图表，再分析一下当时的管控政策就能更清楚了。

还有人戏说这种三元悖论也可以用在设计方面，质量高、时间短、价格低，三者只能取两者，或者是加密货币的方面，安全性好、耗能低、去中心化，三者只能取两者。或者是智能手机方面，重量低、续航长、性能高，三者只能取两者。

我感到拘泥于三这个数字有些问题，比如多快好省这就是四要素。也有很多情况是两要素，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觉得，两要素的取舍有可能是因为三要素我确定了一定要选其中一个，造成了剩下的两要素取舍。不知道是不是在理论模型里思考问题，有可能就会忽略实际情况的复杂。

2021/06/24

听到何勇专辑《垃圾场/麒麟日记》时就会明白，不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先起的头去拥抱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比我们大一轮、大两轮的人都是一个熊样。

神圣的、高尚的、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时候被年轻人大肆怀疑？虚无是什么时间侵袭年轻人的心头？我的感觉是1980年代是这种思想的孕育期，1990年代是极盛期，以至于在1994年形成这样一种显著的音乐现象，这样很朋克的专辑也能流行，流行到甚至咱们内地都能向外界输出音乐了。另外，按中国早期那群玩摇滚青年人的年龄掐算，似乎能印证确实是这样的。

根据《流行音乐历史与风格》这本书所描述，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得境外录音机销往内地，并且还有港台音乐盒带的销售，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之际，流行的音乐还是港台十分商业的曲子，我觉得当时稍带一些思想性、批判性的也只不过是罗大佑之辈。

据说1980-1985这段时间，内地音乐界的主要的变迁是从抒情为主转向流行音乐，1985之后便迎来了国内流行音乐大兴盛期，就是这个时期萌发了摇滚。书中提到与摇滚乐同时期兴盛的本土音乐是“西北风”，其内容为西北风格音乐加上DISCO。因此当时的流行音乐的格局就是摇滚、西北风、港台三足鼎立。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北风这种流行音乐之外的亚文化音乐是劳改犯演唱的民间俚俗囚歌，兴盛时间点在1988年，我觉得这种囚歌的引发社会极大反响的现象是值得分析的，但是我还没有很透彻的想法，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一种大众情绪的抒发口，社会上的人们与囚犯产生了共情，那关键是囚犯做了什么呢，或许是经济改制了，产生了许多忍不住金钱的诱惑、放开自己道德底线的人。

2021/06/23

我看到《走向共和》的一些剧集里，有很精妙的餐桌上表演，还有很多与食物相搭配的表演，让我感觉中国的食物丰富，故此食物所代表的符号又丰富，给影视表达增加层次再好不过了，比如剧中让人留有印象的食物有很多，鱼、水饺、皇家宴席、普通餐饭、日本饭团、水果、鸡、火锅、早餐，剧中经常存在边吃边对话，还经常以吃表达艰苦，表达豪奢。

听说这部电视剧在当年争议还是很大的，尤其争议在于是不是对史实、人物经历存在偏离，有人辩护，有人批判，而且现在看来，这部剧和《雍正王朝》都是有些颠覆了我们大众的历史记忆。我最近才了解到，其实这两部电视剧的背后还是我知道的一个团体，就是中国第五代导演，所以两部剧所引发的事件终究还是可以归入中国电影导演的思想变迁历程之中。

《新中国电影史》里对第五代导演的群像描绘的关键几点在于，他们成长于思想彻底变迁的时代，故此他们是不会劝服观众顺从主流价值的，可以看到他们骨子里就是一群追求价值多样性的人，常以以反思、否定作为主要基调，挖掘人性为根本，而且各自的个性都很强。在第五代导演之前的第四代导演，也有摆脱“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冲动。第五代导演受到外国电影理论的充分训练，艺术实践有很多创新，实践出的东西前卫、震撼、具有文化价值。结合我看过电影，我觉得这样一群人给我的印象就是激进而且才华横溢。书中又说到，他们又因为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要经常思考怎么把艺术与娱乐相调和，要把主旋律与娱乐相调和，如果将逐渐失去往日光辉的中国电影业振兴起来，就需要向大众文化努力靠拢。

关于电影业的大趋势，我看《新中国电影史》第四章第五节提到，1979年的年观影人次达到了293亿人次，但是到了1989年却只到168.5亿人次。听说中国电视史里，1983年在四级办电视的口号下各地电视台如雨后春笋一般诞生，之后全国的电视覆盖率就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也出来了，我看随着电视成为娱乐的主要渠道，电影衰落是一种命运的必然，但是电影无疑也具有异于电视、互联网娱乐的性质。

2021/06/21

外国小政党里面我曾经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绿党，然后网络发达了居然还出现了海盗党，从海盗党的思想原则来看，就对政治冷感的年轻人有很强吸引力，一个绿色政治一个海盗政治，这两种政治主张大体看上去不关乎左右翼，不过可能其中细节上也存在对资本主义的不满。

我觉得，海盗党其实很难被称为政党，它有点像是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里所详细分析的那些革命历史中的委员会，但是是一种全新的形式。而且海盗湾被打击在瑞典引发的效应不就像是瑞典民众反抗美国施压的一场革命。从一篇对比德国选择党和德国海盗党的文章里可以看到，海盗党这类团伙里面架构与政党政治里的一般政党架构很不相同，文章名叫“民粹主义政党兴衰探因———以德国选择党和海盗党为例”，说到海盗党的党内决策基本上都是公开化，以民主、电子民主为非常根本的原则，领导层控制力弱，不稳定，以至于竞选纲领长期不吸引人，无法形成稳定的对外公关形象，也无法形成稳定的组织。看后我觉得这和扁平化组织结构有点像。相比之下德国选择党就是一个传统政党、职业选举型政党该有的样子，所以不至于昙花一现。

听说绿党已经进入很多国家的政府，我觉得这就意味着绿党不得不进行蜕变。搜到的一篇关于绿党的文章，名为“近十年来西方绿党政治研究述评”，其中说到，绿党的组织在转型，现在跟半人马一样，身体是业余活动家，头是职业政党，还说到大部分进入体制的绿党都逐渐远离了业余活动家的结构。这可能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想要变成那种选举型政党，免不了先上一堂马基雅维利老师的现实主义课。

2021/06/19

看了韦伯《经济与社会》中文译者写的一篇文章名为“《经济与社会》中的多元因果论”，其中提到城市，说到中国历史之中，理性化的进程是行政与军事的理性化，城市担任的角色乃是统治机关的纵向代理，并非西方历史那样，城市更多担任横向的市场功能，这可能就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两个方向的原因。

这让我想到城市二字，拆开就是城与市，城字代表了行政方面，市字代表了市场，东西方历史里对这两个功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并且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一个长期被我熟视无睹的汉语词汇结构。

据vividict.com查到的文字历史与来源，城即土+成，土在金文原是郭，郭是环村邑的护墙，成是用武力实现霸业，故此我觉得城有些军事意味；都这个字，即者+邑，者在金文里原为煮，即焚烧，都的意思为国王焚天祭祖所在的大城市，这样看来，国都的都字里甚至包含了统治者的一项仪式。

古希腊的那种殖民性质的城市中文为城邦，邦字即为丰+邑，丰即为封，是种上了草木以示边界的诸侯封地，这个邦字的引申意思应该是要说明这个城市有自己的主权。但是一般来说，我印象里的古希腊城邦是都有很大的贸易场所，或许应该强调它的贸易，应该称为城市，但这样叫又显得这个城市没有自己的主权。

2021/06/18

平常在各种书里都看见“上帝已死”，以至于我真的深信不疑上帝已经死了。听说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里认为上帝总是死不了，虽然我没能看到书的原文，但是在“伊格尔顿谈文化与上帝之死”这篇文章里我看到是这样说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皆是世俗的，市场是以一种无神论的方式运作，文化上也是进入了后神学、后意识形态、后形而上学的时代，上帝虽然躺在棺材里，但西方政治精英屡屡会在危机到来时将它请出来，在远离西方的地方，还正在上演原教旨主义的回潮，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催生了宗教怀疑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真是辩证法的一次绝佳演示。

听说这本书出于2014年，我想这也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极为猖獗的年份，这群人我一直认为肯定不能成大事，实际上也没怎么重视，我也没想过他们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现在看来，确实可以把原教旨主义和复活上帝的愿望关联起来。

说到西方政治界对宗教的态度，自马基雅维利以来就是一贯的，宗教可以起到好作用的话就善加利用，孔德、列奥·施特劳斯等等人一点也不信神，但是他们依旧要主张利用宗教稳定政治。说到科学里的理性主义，它缘起于宗教教义研究，还有许多许多学科的缘起都与宗教有关，但是现代各学科不仅瓜分了宗教的遗产，还要执意撇清与宗教的关系，这好像是俄狄浦斯弑父一样。

文章提到，西方意识形态上点缀着享乐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它在世界上持续的蔓延，却遭到一种地缘宗教强烈的、有血有肉的反抗，武装的原教旨主义者大声抗议上帝被过早的张贴了讣告，原本一个文化差异问题就直接上升为全球政治问题，这就是因为资本扩张需要持续将地方性的各种差异给格式化掉，代之以工具理性、世俗化，逐出原有的信仰与道德。我觉得这似乎说明全球的资本扩张与全球化进程里，对地方信仰与习俗的不尊重是一定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工具理性蔓延全球，人人都工于理性算计，直接薅夺掉任何其他的价值与伦理，何谈后现代的多元性、多样性。

2021/06/17

看了两篇关于社会分层的文章“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社会分层理论比较”，“试析当前社会分层领域中的几种主要理论流派”，都说到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引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分析方法，马克思无疑是批判主义、韦伯是人文主义，涂尔干是实证主义，而且他们都有思想继承人发展了他们的学说，形成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

依我看来，这三类思想可以这样简单的形容，马克思是批判的，因此一切理论围绕着斗争，矛盾分析也是不复杂的。而韦伯的特点是强调多元标准，区别于马克思是复杂的，比如他主张以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要素考虑社会的不平等。最后我认为涂尔干的理论总离不开社会团结这个主要的重心。

新马克思主义里，马尔库塞的分析我认为非常切合当今社会实际，那就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逐渐优良，并且社会矛盾较以前大大缓和、阶级冲突在化解，工人批判的理由被大大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早已丧失了基础，并且由于社会自动化信息化的发展，蓝领工人将逐渐减少，白领工人会成为主要组成部分，因为这种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改变将大大削弱工人的否定动机，使得他们不再是否定的主体。

而新韦伯主义者注意到所谓的社会屏蔽、社会排他，他们分析社会阶层的重点就在于分析社会阶层里的合法的利己行为，合法的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尤其注意到准入门槛这个东西，诸如职业证书制度、学历制度、专业资格制度、职业门槛都是新韦伯主义喜欢分析的。所谓的社会屏蔽，就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把其他群体屏蔽在利益之外，以形成对价值的合法占有。这些分析总之就是分析一个利益团体是怎么合法的牺牲了另一个团体的利益。我觉得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那里，这无疑是一种剥削，无疑是批判的对象，但韦伯的社会学是属于“理解社会学”，做的是解释的工作，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旨是批判。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者很需要借鉴韦伯。

2021/06/16

马克思主义传播现状里最让人感到难过的是娱乐化、丧失严肃性、低俗化庸俗化，但马克思主义应该还不是最严重的，恐怕历史这个方面是比较严重的。我感觉，马克思主义还具备着内生的抵制文化工业、消费主义侵袭的动力，还算让人比较放心，我想最不能让人放心，最不能忍受的是教育方面的娱乐化、去严肃性，另外还有金钱至上原则和去严肃性侵袭科学界、新闻界，这些或许真的能让情况变的危在旦夕。

虚无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思潮有多严重，我觉得我看到的许多抵制的有识之士只不过是蚍蜉撼树，抱负是巨大的但提出的解决方案羸弱无力，没有哲学上的新意。自网络在中国发达的这些年，泛娱乐化就持续塑造社会，刺激人们的感官、凋零人们的精神、虚无掉人们内心的理想，这大潮里独善其身都倍加困难，更何况发动抵制。也许，网络技术可以在善恶两方面都有巨大能力，只不过我们完全没能找到它在善方面的潜力怎么释放。

旧式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宣教逃不了被解构、被扰乱、被冲淡、被变化的命运，而且社会已经是泡在消费主义和拜物教里，娱乐已经成为一种主旋律，浸在其中的人们会逐渐失去价值判断的能力。我想任谁认识到了这些都会心里感到不平，但要说逆转它，不跟堂吉诃德战风车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