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抑郁症形成的社会现象本来就有些疑问，结果看了几个文章之后，我感觉有一些关于制药业和抑郁症精神药物的事实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总体上，我感觉这个社会变化确实很快，而且我感到越快变化的时代越有人精神上变得异常，所以抑郁症作为一个被集中议论的新社会话题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根的。

我对于精神疾病药物的一些疑问就是，我听说这类药物人们还没有弄太明白，在搜到的一篇名为“精神病药物的历史命运”里，我注意到几个论点，比如文章在说，精神疾病药物是作为与精神分析学派对抗的重要武器，另外，早期的一些精神疾病药物来源于一些并不关心精神疾病的人们，一些精神疾病药物只是从其他领域借鉴来的药物。某些药应用后才发现了大量的副作用与害处，甚至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医疗与医药越发达的地区患者处境越糟糕的境况。

精神病学迈向正经科学、正经医学的重要一步就是诞生了精神疾病药物，此前的精神病学是一门医学与科学边缘上的尴尬学科。而转向之后，精神病学成为了一项与药物密切相关的学科，也致使医生与病人的互动模式大大改变，尤其是医患相互接触的时间大大减少，医生最重要的角色成为了药物分发者，尤其是这一点让我非常失望。

搜到一篇名为“贪得无厌的制药业”的文章里，我看到美国医疗背后的一些门道，制药业和卫生保健系统是如何互动的？制药业与卫生保健系统谁离开了谁也不能生存，他们必定是是高度的共谋关系。

贪得无厌这个词这正是我印象里的美国制药业，我看的这文章里说制药业的牟利其实相当惊人，却把研发经费高当作幌子，借口这样才能维持，其实制药业富的流油并且也不把大量利润拿去研发。据文章表明实际的研发的活大多数是一些学术机构和政府背景实验室在做，而制药业将大量经费用于营销，将大量精力用于游说要人和专利斗争。

想到制药业和纯粹担任药物分发者角色的精神卫生系统，我觉得他们是存在共谋的。为了药物的营销，再加上医学确实对抑郁症了解匮乏，我认为抑郁症患者的增加和一些有关的社会现象与此不无关系。

其实我的这些怀疑起始于一本书的介绍，豆瓣上看到一本抑郁症史书《从犯愁到解愁》，但我还没仔细看内容，里面的介绍说到『对于抑郁症的定义和对社会的影响，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药物究竟能起到效果，还是只是安慰剂？我们今天的抑郁症是不是只是制药业的一部分？抑郁症是诊断不足还是过度诊断？我们应该像精神分析学或认知行为疗法一样，为昂贵的谈话疗法付费吗？』

对这些问题，我倾向于认为抑郁症确实是被制药业利用了，但对于药物的作用我只知道，药物既有用也有害，并且害处不应该被忽视。谈话治疗如果真的很昂贵，那确实很成问题，但我不能接受医疗保健系统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只是一个药物分发者，这样还称得上治疗二字吗？

2020/11/13

重新看中国人口的结构图，看到一个叫中位年龄的值，就在想，中位年龄就是一半人大于这个年龄，一半人小于这个年龄，是人口老龄化的指示。看完之后我就想到一个奇怪的点，假如拍电影拍电视剧是历史题材的，如果街上有大量路人作为背景，这个路人的年龄比例是有讲究的。

因为我觉得人口中位数预示了我能看到的街景，比如现在人口中位年龄估计可能快到40岁了，我还记得刚建国之后，人口中位年龄是20多岁，这样一想，大街上的人口比例就很明显不一样。我可以想象，中位年龄20岁是个什么场景，就好像……总是漫步在大学或高中附近。

一个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大，就好像有很大的话语力量，由此形成政治现象、社会现象，我又想到了这一层，于是感觉人口结构这里面可以挖掘到很深。

人从生到死，从幼年到老年，是逐步获得人生经验，好像是逐步取得对小辈的训斥话语权，形成对小辈的压制。小辈处于这种压制、否定之中，自然的会有种反叛冲动。我觉得，由此就可以分析出很多社会现象、政治现象的心理动力。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街景里的人，我假设街景中人是按人口结构安排的，所有年龄的人按比例的出现在大街上，比如几岁的人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多少，就按这个比例安排。当年轻人广泛占据街道时，给人的面貌与印象想必是是精力充沛、激情、健康，并且年轻人具有相当大的性活力。

而老龄化之后的街道，必然是不那么精力充沛、激情、健康的，甚至可能会有老气横秋的印象，性活力大大下降。如果中位年龄数作为一个国家拟人形象的年龄，就可能很容易理解这个想法。

年轻与创新、革新、改进的关系简直太密切了，而一想到老年就理所当然的缺少了创新革新的精神，可以称得上保守。由此也可以联想，这会不会使得人口整体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发生转变。是不是可能也引发经济成分的改变，比如老龄化的社会理应兴起一堆和老龄化有关的行业，一些行业也可能会像是渐渐枯竭的水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