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10

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陈独秀对于上海的评价。我在《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这本书里看到陈独秀曾写文章评价上海社会，以及上海的工人在1920年代前后的情况的，说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上海的工人境遇致使他们频繁的罢工，所展示出的力量十分强大，这本书给出的逻辑是说，中国工人中，上海工人恰恰能引发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人力量的思考，才能充分信任工人阶级的力量。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里有这样一段形容1920年代上海的文字：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

像上海这种龌龊社会，居然算是全中国舆论底中心，或者更有一班妄人说是文化底中心；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底中心，那末，中国底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因为此时的上海社会，充满了无知识利用奸诈欺骗的分子，无论什么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骗钱的东西，出来鬼混。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工会底利用手段更是可厌，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

对于上海文化界，陈独秀这样评价：

『上海社会除了龌龊分子以外，好的部分也充满了戴季陶先生所谓曼且斯特的臭味。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近来不但是曼且斯特的臭味充满了，拜金主义的国里纽约的臭味也加进来了，而且这种纽约的臭味在上海大时髦而特时髦。他们分明是不过为自己为资本家弄了几个铜钱，而偏偏自谓是在中国实业上贡献了许多文化。杜威、罗素来了，他们都当做福开森、朱尔典、拉门德一样欢迎，而且引为同调（硬说罗素劝中国人保存国粹）大出风头（屡次声明罗素是某人请来的）；但是杜威反对形式教育底话和罗素反对资本主义底话，他们都充耳不闻，却和杜威、罗素这班书迂子谈起什么中美、中英邦交问题来了。罗素初到上海，在大东欢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说中替商务印书馆登了一段卖书底广告。我们一方面固然赞叹商务印书馆底广告术十分神奇，一方面可是觉得曼且斯特、纽约两种臭味合壁的上海社会实在唐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