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笔记三

对于我这种平凡普通的人或是说普罗大众来说，卑微感是刻在骨子里的。屈辱是惯常的，辛酸是普遍的，正如奥威尔说到的：

『这琐碎的不便与侮辱，默默的等待，事事要由着他人的方便，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是与生俱来的。无数种力量不断打压着工人，把他逼成一个被动角色。他做不了主宰，他要受人宰割。他觉得自己是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绝不会允许他做这做那做别的。我以前摘啤酒花的时候，问过汗流浃背的摘花工人（他们每小时挣六便士以下），他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工会？他们马上回答说“他们”绝不会允许。“他们”是谁？我问。似乎没人知道，但显然“他们”是无处不在的。』

奥威尔观察了一个残疾矿工，他才意识到什么是卑贱。尤其是领取残疾人抚恤金时最能体现出当时英国的人与人之间这种无形的尊卑等级，明明是一个支撑起工业帝国的男人，却也是一个卑微如蝼蚁的，谁也看不起的废人：

『看着这个男人去煤矿公司领取赔偿金，我猛然意识到地位仍然能造成天壤之别。这个男人干的是所有工作中最有用的，为此成了半个盲人。如果人真的有权利可言的话，那他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利去领取他的救济金。但可以说，他无法要求这份救济金——比如说，他无法在自己愿意的时间以自己愿意的方式来领取。他必须在煤矿公司规定的时间，每周去一次公司，等他去了那里，他要在寒风中等上几个小时。就我所知，他还应该对给他钱的人脱帽致礼，表示感激。可无论如何，他都得浪费一个下午，花六便士的公交车费。而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即使是像我这种底层资产阶级——情况都是大不一样的。尽管我挣扎在温饱边缘，但我的资产阶级地位还是附带了一些必然的权利。我挣得不比矿工多，但我的工资至少是以一种绅士的方式打进我的银行账户里，任我随心所欲地取用。而即使我的账户见底了，银行的人也还是客客气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