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15

我从《中国当代喜剧小品喜剧精神研究(1983-2016)》里得到一个西方哲学史上所有喜剧理论的罗列，从霍布斯、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柏格森到巴赫金、马克思，理论逐渐完善，我认为柏格森的说法很直观，滑稽不是与美对立的，而是与雅对立的，滑稽不等于丑，而是僵。

马克思认为喜剧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书中记录到：『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并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最后一个阶段，因为喜剧与人类历史长河或者说人类生命的整体历程同构，永远处在一个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之中，喜剧引导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告别过去，并且愉快地与过去作别，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再次是“诀别”，不假一丝留恋，坚定地作别，其终极目的是走向未来，抛开旧事物的羁绊与困扰，去勇敢地拥抱新生活。“喜剧恰好是这种充满向往和期待的未来冲动的时刻。只有在一个‘正在发生的未来’的时刻，喜剧才有力量识别什么是‘丑’，什么是‘美’，才有可能呈现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被撕碎时刻的快乐与轻松。”』

书中谈论到喜剧人物形象时，提到了几个案例，赵丽蓉通过几部小品摸索的逐渐塑造出了一个特殊的老太太形象，一个没有文化但却依靠着自己的阅历与良知勇敢的与丑陋的社会现实作斗争的形象。陈佩斯、朱时茂通过几部小品基本固定了他们分别展现的是机智狡诈小市民、边缘人物与体制内人物的形象。

而蔡明后期参与的小品的人物皆表现出一种尖刻与伶牙俐齿并以此呈现喜剧效果，讽刺的对象基本都是另一个平凡的人物，超出了正常的贫嘴范畴多体现为对别人进行人格侮辱，这明显不是一种合适的喜剧形象。

结合本书前文介绍的，90年代喜剧小品是社会讽刺的担当，而新世纪以来，小品越来越成为网络笑料拼盘，讽刺对象由社会假恶丑现象转为社会热点，小品丧失批判力度的同时还要逐渐担当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而如果深究喜剧的本质、笑的本质，就会发现喜剧是担不起这个任务的，而且这也完全不符合喜剧本质与喜剧运转逻辑。我认为这不同于相声发展的高雅、低俗两种取向，而是将喜剧转换为道德教化剧，其本质都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