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20

《中国哲学史新编》笔记二

我曾经以为，冯友兰写这本中国哲学的书既然是几次修订，甚至作废重写了一次，是一种追求变革，但是现在看起来问题依旧存在。读了篇文章『论“两军对战”模式及其危害』后，我了解了很多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认知的模式即两军对战模式的事情，据说两军对阵这种教条主义在1978年之前是不容置疑的，遂使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军对战重灾区。冯友兰的这本作废后重写的书脱离了此模式吗？我觉得没有。但冯友兰的读者群还是很大的，这也许证明了他的工作有可取之处，就像罗素对西方哲学史的理解具有偏颇，但是他的读者群依旧很大。

我认为这篇文章说到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话，说到一旦学术自由不存在，修哲学史变成了唯心唯物的两军对战，那这些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已经不再是研究者了，充其量不过是按照规定思想机械般发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

今天看到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王充与董仲舒部分，主要是说王充作为唯物主义的一方与董仲舒的官方哲学体系呈现对立。另外，我还补充的看了一篇名为“王充和董仲舒针锋相对吗？”的文章，其中有许多考究说明了他们并非绝对的针锋相对，并且王充并非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这让我感到唯物唯心也许曾被武断的使用，本就是一个西方哲学体系的词，被不假思索的被直接套用在中国哲学之上，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家哪有那么的“唯”，用这个唯字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