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9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第一部分第二章的论点是说，观察诸如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的活动年代，他们无不是在印刷术之后的百年内将现代科学奠基，这些印刷术印刷的东西消除了手抄的某些大弊端，使得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大大增加，简而言之，所谓的文化人终于诞生了，一下子改变了中世纪的年长年幼皆不识字这一特点，儿童一下子从文化水平层面被留到了身后，所以儿童与成人的差别逐步凸显，儿童概念逐步诞生。儿童要通过印刷物的洗礼，才能踏入成年。

而他又在第二部分第六章里说到『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是完美无缺的平等主义的传播媒介，胜过口语传播……这种状况最明显的结果是，它排除了世俗知识的排他性，因此，也排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根本的不同。』

我想我们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了，因此分析电视的理论不妨就套用于现代儿童与成人使用智能手机。我不妨就延续波兹曼的思路，可以认定智能手机可以非常强力的消除儿童与成人的界限。

我也感到，儿童与成人理解视频或电视节目的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尽管电视面前大家都平等，但是具有深刻内涵的视频画面并不一定会让全部观众都理解，看懂深邃和深度的内容是需要文化水平、理论知识的。许多有责任心的人都对成年人童稚化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但我想，这件事情还得再想想再看看。

看到一篇关于中国电视的文章，引发我关于中国电视与中国视频网站的联想，名为“会诊中国电视——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这篇文章写在2004年，正值SARS、伊拉克战争过后，据说所有电视台都意识到了新闻对于一个电视台究竟有多么重要，地方台开始努力将新闻本土化地域化，中央台开始搞大动作，开新闻频道。谈到电视要争取“必视”，而不是“可视”，所谓的必视就是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在一个巨大的新闻场效应之下观众必须去关注某新闻，必视就来了，而可视便是有非常良好的观看体验。为了必视，可以放弃可视。

又谈到中国传统传媒具有一种非常高高在上的哲学观，总是传者本位，忽略受众、市场、客体，却有一个极端是反例，便是湖南卫视，一切讲媚俗娱乐化，是以市场为主体，对此而言的另一个极端，我想便是中国电视业的老大中央台了。

接下来又谈到一个问题，是收视率和节目贵族化，所谓的贵族节目便是高高在上的文化类节目，讲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读书、读诗、讲座什么的，这是一个好东西，但不符合电视传播规律，慢慢就会被收视率所牵绊，淘汰掉。

我感到这个文章的对话里有一个特点，他们谈对象总是一对一对的概念出现，可视/必视、传者本位/市场本位、贵族节目/收视率，可以见得，这是一对对的矛盾，电视行业就挣扎在这矛盾之中，他们苦思冥想的，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个度量。我看出来了，电视业必然滑向必视、市场本位、收视率这三者，这好像就是写在电视基因里的。

在文章里，有一个电视逐渐失语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可以看出来电视业早晚有一天会凉透，就是有过度的失语这个原因。文章提到，2003年的中国诞生了所谓的公共声音，就是在网络里，在此之前，公共领域长期失语，中央台的一些民生节目扮演了这个公共声音的角色。焦点访谈越来越萎缩，为什么？因为没有竞争，没有良性竞争的环境。

回到成年人童稚化的问题上，我想电视行业几十年间变迁留下的经验和视频网站鲜明的特点都说明，追求必视，或者说把用户使劲留在APP上，是绝对的首要任务，市场本位是绝对的思想纲领，收视率、点击率之类的指标是一套完整的考核理论，此三位如同一体，联手塑造了如今的时代特点，使得认真阅读这种行为的逐渐式微，当然，深刻的文字、深刻的理论还远没有到被判死刑的地步，但危机确实是存在的，滑向美丽新世界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