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6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二战后的第一批有名政治哲学家的遭遇，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试想他们是一群德语区逃出来的人，或是无法回家的人，被斩断了根，漂泊异乡的家伙，可能他们生命里80%的思虑都为了此事，也就不难推出他们为什么持有相似又独特的观点。波普尔、哈耶克、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他们各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话语逻辑，但是总之他们的立足点、兴趣点都好像在一块地板上，这肯定与他们的逃亡经历有关。

别看百科页面里，都把这群人逃亡、无法回家的经历缩写成一句话，19XX年某人逃亡至某地，19XX年某人的家乡被侵占，但是这一句话对当事人来说一定是沉重无比。

当我面对一个理论的时候，要是再能考虑到此理论的作者本人人生经历，就会使得理论本身立体丰满多了。时势光造英雄吗？时势不造政治哲学家吗？我想到，直到现在西方人常见的政治哲学观点应该都是深刻的吸收了这些德语区流亡学者的影响。

二战后的政治哲学家们处于一种对奕与平衡的状态，时间推到1968年，全球刮起了风暴，西方的人们对体制、功利主义、自由主义进行了一重重的疑问，此时我看到《现代西方哲学新编》里写到此时间点，写的大意是，罗尔斯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他选择重回貌似被人淡忘的社会契约论，决心将社会契约论上升到另一个抽象的层次。

由此可以看出，理论与理论是一种此一时彼一时的关系，社会契约论的生命力因为被罗尔斯翻新、重阐释，就从几乎被人淡忘变得更健壮。功利主义引发了19世纪之后英国乃至世界的大变化，到现在呢？功利主义无处不在，却又常被质疑。

像罗尔斯所言的正义优先于效率，正义第一位，我是举双手赞成，不过大型垄断企业所言的“隐私换便利”实际上已经是无处不在，我即便是一个不了解政治哲学的人，也会深感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