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里康德、黑格尔中间有两个人一直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过渡人物，费希特、谢林，其实也不至于说不重要，就是两座哲学高峰太过耀眼，吸收了太多的人去研究。

从康德的求学环境上看，wiki上表明，当时的是从普鲁士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向腓特烈二世过渡的阶段，由于腓特烈二世个人学识素养很高，较为支持学术，是开明君主的代表，所以普鲁士一改往日只有武德充沛的样貌，普鲁士的学术发展也面临转机。

康德是费希特的伯乐，费希特也证明了自己是匹千里马，甚至做到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这个柏林大学是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授命洪堡兴建的，从当时普鲁士人才辈出学术昌盛也可见证这一大段时期的国王对学术的投入和热忱。据wiki，德国国家主义之父被认为是费希特，康德也是特别青睐共和与议制政府。我想，这不奇怪，从法国大革命、启蒙哲学的影响来看，民族的力量被充分验证和调动起来。

《简明新全球史》说到，维也纳会议试图阻止大革命之后高涨的民族意识会导致更深层次的革命实验，由此动摇欧洲的稳定局面，于是在1814-1815年间召开了维也纳会议，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的代表们力图恢复革命之前的欧洲秩序，比如扶植那些丢掉王位的国王。在梅特涅的领导下，一个新秩序被制造出来稳定住局面，实际上这个局面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这也是一个勉强压制住的局面。

国王对学术有热情，对启蒙思想有兴趣，普鲁士的经济、军事、学术水平蒸蒸日上，但其实这也是一个矛盾，可知旧欧洲秩序不能维持的根源就是启蒙。我想，此时期普鲁士有些国王算是很开明了，加上普鲁士经济军事和政治手腕上讲运用比较得当，没有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国内那么危险、不均衡、隐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