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7

还记得听过有人说，科学研究的尽头就发现那里有某某神，或者说科学虽强大，但某先哲的认识先于科学。我想这种思考方式主要就是基于信仰、维护信仰，但可贵的是他没有过于贬斥科学研究。

这是一种理性与信仰明明在本质上泾渭分明，却又不得不看着它们在生活里混杂的状况。其实在教父以后的经院哲学，一直延续到自然神论的勃发，都是这样一种理性与信仰混杂的状态。我们或许可以在现代信神的人身上考察到他们心里的托马斯·阿奎那。

反观教父们，尤其是早期教父，他们是对理性加以排斥的。早期教父的任务主要是护教，米兰敕令之前，基督教的护教任务很重。早期教父们一面吸收希腊哲学一面逐渐与希腊哲学划清界限，认为非基督教思想家们的哲学其实滋生了罗马堕落的道德状态，基督教早期以无可指摘的高水平道德为最显著特点，这些是他们的护教方式。可是到了奥古斯丁那里，就发现他已经不排斥理性，却也不在意理性。

据邓晓芒《西方哲学史》经院哲学开头，教父之后经院之前，是一段黑暗时期，因为西罗马帝国灭亡，蛮族、游牧民族的攻击使得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化丧失殆尽，从476年到800年查理曼建立帝国这段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欧大多数人们的知识水平倒退到了文盲。之后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正需要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古典知识。

西欧和阿拉伯人可能通商，但也少不了打仗，比如十字军，可以说越是交流频繁，越是有众多阿拉伯人的著作进入西欧的经院、大学。经院哲学的鼎盛，其实背后就看到关键几个点，比如亚里士多德学说跨信仰的交流；还有经济发展，大学经院的规模质量数量提升；压制昌盛异端的需求等等。